郑成功封爵新考

1932年,朱希祖先生发表《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对郑成功受封官爵问题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考证,朱先生的结论在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以后不少研究南明史及郑成功历史的学者都参考了这一文献,有些论著、文集还加以引用或重刊,但鉴于这段史事纷纭复杂,有关南明档案又大部分散失,因此朱先生的考定仍是需要认真检讨的.笔者在未刊的惠安《王忠孝公全集》里发现了一些新史料,结合已刊南明文献,感到朱先生的结论有些未必准确.由此不揣浅陋,特作“新考”,以就教于方家.     

略论开展中国现代史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

“五四”运动以来的这段历史(习慣地叫做“中国現代史”。但近年来有些人主张从1840年鴉片战爭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按照社会形态,通划为“中国近代史”,而以“五四”运动及党的成立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1949以后才称为“中国現代史”。)的重要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与它比拟的!中国的工人阶級及其先鋒队——中国共产党,自觉地依照历史的发展規律,領导着全国革命的人民創造了这个伟大无比的时代。这段历史的时期虽短,却是光芒万丈!党和毛主席一再闡明“五四”以来历史的重要意义,并重視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解放以来,許多党內     

一个完整的南明文学观

伴随着近年明清史研究最振奋人心的创获顾诚《南明史》的问世,有关南明文化特别是文学的研究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历来史家关于“南明”的时空界定未曾统一,“南明文学”概念究系何指更从未见人澄清。文章考察了“南明”的词源、南明史实在时空的窘仄以及迄今为止的南明史著作的叙事策略,提出了南明文学的基本内容,并通过追究南明时代的历史属性,拓展出南明文学的心理时空。文章最后认为,只有在一个极为开放的宏通的视野中去把握南明文学,才有可能没有遗珠之憾地从中解析出有关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诸多启示。     

当代学术史：动态的、开放的过程

“当代学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我以为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既然冠之为“史”,就应该有一个时间上的起止,但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起始时间,却不可能有终止时间。也就是说,“当代学术史”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时间过程,当代人看当代人、评当代事,可能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总结,而下结论却不容易。比如,有些文章现在看来可能较有价值,而若干年后再回头看,可能就没什么价值了;而有些文章,一时看不出什么价值,但经过长时段的历史发展后,却发现颇具价值。“当代学术史”怎样处理这种情况,值得认真思考。再如,当代人研究前代史,有一个超越…     

论乾隆对明清易代史话语权的争夺——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为例

明清易代史一直是清代朝野史家们用力最深的领域,由于所处政权不同,党派不同,各方史家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叙述一直极为纷杂,在政治立场、民族倾向等方面往往有着强烈冲突。为了统一明清易代史的话语权,乾隆皇帝主持编纂了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为代表的一系列官方易代史著作,并通过对明末战争史、南明党争史等方面话语权的争夺,确立了清政府在明清易代史叙述中的主导地位。     

当代学术史研究刍议

目前学术界关于1840年至今的这一百六十余年历史的分期,通行的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三段法:即近代、现代和当代,“近代史”指1840年至1919年这一段,“现代史”指1919年至1949年这一段,“当代史”则指1949年直到今天。一种是两段法:1840年至1919年为“近代史”,1919年至今为“现代史”,在“现代史”内又区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段。另外,也有学者按照朝代更替的办法,将这段历史分为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无论按照那一种处理办法,1949年至今的历史构成一个独立单元。就我个人已往的研究兴趣而言,主要是…     

评越南史学界对越南古代史的“研究”

六十年代末以来,越南统治集团为了适应其反华仇华、拼凑“印度支那联邦”以及称霸东南亚之需要,授意越南史学界“集中力量”“研究”越南古代史。1968年12月间,越南召开了“雄王历史时期研究会”,范文同在会上动员说:“研究雄王这段历史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而对其即将取得的成果,无论谁怎么估计也是不会过高的”。公开煽动任意编造越南古代历史。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巾帼英雄赞》献疑

《晋阳学刊》创刊号(一九八○年七月)发表的刘先照同志的《巾帼英雄赞——且谈古代诗歌中的王昭君》,笔者有些不同看法,现不揣浅陋,说出来求正于刘先照及学术界诸同志。既是评论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就有必要先弄清楚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刘文在讲这段历史时,有些失实和不准确之处。如:(1)“从公元前133年‘绝和亲’到这次昭君和亲刚好是整整一百年,曾经燃烧过百年之久的战火熄灭了……”其实战火并没有燃烧     

隋代户口的几个问题

研究我国人口史,探讨我国各个历史时代人口发展的规律,必须掌握较为准确的数据。我国古代史籍留下了大量人口数据的珍贵记载,但是,有些朝代的户口统计不实,各种典籍记载分歧;或因传抄而产生讹误,这些都需要考订、辨证。许多同志对隋代户口作过不少有益的探讨,但分歧仍然很大。本文拟就隋代户口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     

关于西路军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路军史考察报告之一《西路军史组》

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张国焘、陈昌浩的错误路线领导下,红军西路军两万多英雄儿女在河西走廊浴血苦战和最后失败,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最悲壮的一页,是红军在甘肃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和左倾思潮的影响,这段历史竞无人研究。有关这段历史的革命回忆录仅一两本,并且非常简略,有些问题回避掉了,有些地方不准确,就是这样的回忆录也被封存。西路军幸存的     

《史记》中的“民劳”“劳民”主题及其劳动史意义

《史记》除纪史外,亦有政论,其中表达了对社会史现象“民劳”的同情,对行政史现象“劳民”的批评。相关文字,不仅载录了社会生活史和行政管理史的重要信息,也是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唯物史观重视“劳动”的历史意义。“劳动”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人类初生的历史进程中,还对漫长的文明进步,包括生产革命、科学发明、文化创新等发生重要的作用。“劳动史”或曰“劳作史”应当作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方向。在这样的认识基点上理解《史记》有关“民劳”“劳民”的史事记录与政治批判,是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的。《史记》所见帝王“其身劳于天下之民”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对柯林武德的影响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分别是克罗齐与柯林武德的名言。这两句名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柯林武德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克罗齐的某些信念,包括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历史知识认识论以及史学的现实价值等等。事实上,克罗齐确实在历史哲学方面对柯林武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从更深层面来看,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某些方面又存在着不同,这种不同表明柯林武德对克罗齐历史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本文拟从柯林武德与克罗齐如何在学术上发生交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分享着哪些共同信念以及存在哪些不同等方面着手,对克罗齐与柯林武德历史观念的异同作一番辨析。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中国近代史科学研究的历程

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认识和编纂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工作就逐步展开了。一方面是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另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来研究这段历史,几乎是在同一个过程中所进行的。在旧中国的几十年中,近代史著作影响较大的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1935年)、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7年),李剑农的《中国近代政治史》。这些著作在史料的蒐罗编次以及历史事件的解释上不无可取之处,有些史家的激越的爱国热情也自然地倾泻在他们的史笔之下。但总的看来,缺乏大规模收集资料的坚实基础,而贯穿于其中的又是唯心史观,不能形成真正的科学。其中如蒋廷黻的著作,充斥着对历史的曲解。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在史学史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对某些历史文献的讹误认识,如对清朝修改前三朝实录普遍性的偏见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而对许多历史文献的认识,往往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定性和定位,以免深陷于学术误区.     

西域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中亚地区在中国古代被贯以“西域”之称。有关该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因文献缺佚而不被世人更多地了解,以致成为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近乎空白之处。自上个世纪后期西方探险者东来并盗走大量文物,此地遂引起学术界逐渐重视。国内外相继有多人投入精力对之进行研究。我国最近十几年来对西域史的研究进展尤著,有些课题相当深入,已获阶段性成果。但中古时期活跃于该地的几支重要势力如唐、吐蕃和大食(阿拉伯)之间的活动,则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均少有人涉及。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和美国学者白桂思在8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文章著作,对上述势力尤其是吐蕃进行探讨,但因引用文献各有偏重和局限,还不能说已填补了这段空白。近年出版的王小甫同志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一书则针对七八世纪这三种势力在西域展开的角逐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富于学术价值,可以说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的高层次和高水准。综观全书,我认为该书有如下特点:     

布罗代尔的“历史空间”论

布罗代尔以历史学家身份闻名于世,但地理因素在他的历史思考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布罗代尔对地理学的认知,支撑了他的历史思考。他尝试在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将二者融会起来。这既是“时间地理学”的要点所在,也是“历史空间”的要点所在。其原因在于,布罗代尔深受其所处时代地理学的影响,同时强调“总体史”研究和建设一门“综合学科”。从时空统一的角度看,这展示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融合。注重历史性、整体史与区域史、空间层次性和历史空间叙事,是布罗代尔对当下历史学思考的价值所在。     

“一国两法”在路易斯安娜的实现

路易斯安娜的主权更迭以及该地区的法律沿革史,造就了一部在世界民法典立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路易斯安娜民法典》,并最终在美国这样一个普通法系国家描绘出“一国两法”的绮丽图景。路易斯安娜的这段历史,对于我国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如何正确对待港、澳、台地区的法律传统,有着重要的启示。     

粟特昭武王室考

古代粟特人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时代久远,史料匮乏,人们对粟特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通过对汉唐诸史中有关中亚的史料的综合研究,并参考一些相关的外国史料,查明了粟特昭武王室的由来,澄清了一些历史讹误。     

《全清词·顺康卷》指瑕

《全清词·顺康卷》的出版被誉为学术界与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但巨璧之瑕 ,在所难免 ,主要表现在明人误作清人、一人前后两处著录、词人生卒年不确等事实讹误 ,及误收南明反清烈士、特别是大量著录明遗民之作等体例乖违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