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老思想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

文章认为道家黄老思想对两汉初年的民族关系产生了重大而且十分积极的影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民族政策，平等的民族观念，以及以一种宽容、克制、忍让而又不违背原则地处理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统治艺术，造就了两汉初期国内各民族间的和谐局面，也为两汉初年统治者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汉哀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尽管汉哀帝时期已处于西汉王朝的末期,但就民族关系思想而言,不仅内容比较丰富,而且还颇具特色。扬雄在其有关著述和上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其中用先进文化引导少数民族,提升各个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在共同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张,是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代表着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方向。从汉哀帝处理与汉匈关系相联系的两次“厌胜”事件中,可以看出汉哀帝本人把汉匈关系放在首位和以边境安宁为重的心路历程,说明即使是封建帝王,也并非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自私的,关键时刻也会以国家大业为重。在汉哀帝建平四年,汉朝上层围绕匈奴问题所展开的激烈思想交锋,实际上是当时官场斗争的延续。这场交锋的焦点是“威信”与欺诈,息夫躬既想欺诈匈奴和乌孙,又以“灾异”现象欺诈汉哀帝;公孙禄则提出了“以威信怀伏夷狄”的观点;王嘉则主张,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无论是对待一般百姓还是少数民族,都应“推诚行善”,决不可欺骗他们,更不能制造边疆紧张气氛去欺骗皇帝。从这场交锋中可以看出,思想斗争往往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政治斗争越激烈,思想斗争也就越尖锐。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新体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则天因为政治 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广开才路，网罗人才，一方面改革旧章，发布新令，一方面又重视词 臣，奖掖文学，渐渐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诗体文体方 面努力探索，以使得某种体裁定型，成为后世的典范，或对较为陈旧的体裁进行革新，使之 趋于完善。在诗歌方面，有“沈宋体”、“陈拾遗体”、“新歌行体”；散文方面，有刘知 几史传体等。这与当时文人探讨文章的个性有关。这些文学新体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 至整个唐代文学进程影响很大。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论武则天执政时期的西北边防

我们曾经对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提出过一点粗浅的意见,供给史学界参考。这里拟再就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国力——主要是边防能力的问题,提出个人的管见。 一 有唐一代,在周边的少数民族中,势力强大到足以与唐王朝相抗衡者,主要是突厥、吐蕃、回纥(唐德宗以后改称回鹘)与南诏。(见《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 从唐朝前期看,在这四个民族中,能够和唐王朝抗衡的力量,又只有突厥和吐蕃。因为     

唐宪宗时期及其之后的民族关系思想

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民族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是各个时期几乎所有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中,唐宪宗及其之后的民族关系思想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和”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无论是李绛、高骈、卢携、陈敬及豆卢的和亲思想,还是李德裕的“抚”、“诚”及牛僧孺的“守信”思想,无不围绕这一核心而驰骋他们的理论思维。第二,这一时期有关民族关系的争论都与当时的朋党之争和派系之争有一定关系。这是唐后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一大特点。正常的理论争论是必要的,因为通过争论会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但把个人的恩怨尤其是把朋党之争和派系之争牵扯进理论争论之中,不仅会使思想理论更加混乱,而且还会使一部分人的思想发生异化或遭到扭曲。第三,国家不断衰落的政治地位、已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和人们要求安定或苟安偷生的社会心态,都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第四,唐与少数民族政权都在新的形势下对传统的民族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少数民族政权要求得到平等地位的意识更加强烈,并强迫中原王朝对他们已取得的政治地位予以承认。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唐代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而且也是边疆少数民族重新组合、分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唐初,在祖国西南边疆云南崛起的南诏地方政权,它历时253年,几与唐代相终始。这一政权的建立,不仅结束了云南部落豪酋长期纷争的割据局面,为中华民族整体的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促进了政权统治中心——大理地区各民族的迅速形成和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奠定了大理地区在今天的发展基础。     

"致拜君亲"事件中之玄奘--兼论玄奘晚年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关系

玄奘是我国唐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佛学思想家和旅行家 ,学术界对其的研究 ,大多集中于法相宗、中西交通等等方面 ,而对于其晚年活动及心态的诸多方面 ,却较少涉及。本文即从此着手进行探究 ,结合龙朔年间的“致拜君亲”事件 ,力求对玄奘及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关系做出尽可能合理有力的分析评价。     

北魏民族关系思想论纲

北魏时期的各类人物都在不断思考、认识和探讨如何更好地处理北魏与其他政权的关系、鲜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甚至还就当时的民族关系问题展开过几次大讨论,不同思想的交锋及碰撞,产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新认识、新观点.无论是他们对大一统的目标定位和具体实践,还是对五德历运的讨论;也无论是他们对汉化问题的认识,还是对"因俗而治"思想观点的阐述,都是基于稳固政权和解决现实民族关系问题的需要,试图建立指导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理论体系.他们的思想认识,既有对北魏之前民族关系思想的吸收与继承,也有对北魏之前民族关系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当然,也有的思想认识仅仅停留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甚至有的还低于前人的认识水平.北魏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抚之在德"、"亲仁善邻"、"分灾恤患"、"偃武修文"、"令万方各安其所"、"以和为贵"以及"推诚布信"等思想,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宝贵财富,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把其他少数民族当作炮灰、利用战争削弱其他少数民族势力以及希望少数民族之间不断争斗北魏从中获利等思想,是应当彻底抛弃的历史糟粕.     

论贺长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

贺长龄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名臣,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他在1846年被清政府斥以“儒而不武,不足以奠严疆也”而免职。实际上,他在贵州巡抚任上,平等处理苗汉民族关系,鼓励苗汉通商。总督云贵时,他正确区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秉公处理回汉民族矛盾,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论夏商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和几个规律性问题

考古资料证明,我国广大的土地上早就居住着各族人民。他们从远古以来就不同程度地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传播、互相吸收,共同用辛勤的劳动开发了祖国的锦秀河山,形成为一个整体,创造了世界上较早的丰富多采的古老文化。夏商文化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但由于夏文化所处的地区不同,生产发展略早于商     

论武则天

「武周革命』,过去的史学家们多以「女祸」目之;尤以她的私生活比较放纵,更对她书尽污蔑诽谤之能事,这当然是极端错误的。近来已有许多人扭转厂这些看法,并想进一步地研究她.照实说来,这个人物也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能在李唐建国后不久,就出现了她的专政,为什幺她实行恐布的政策而又能亲自掌握     

论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

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族关系又出现了新的局面。但在评论隋代民族政策时,大部分人对隋文帝时期加以肯定,而对隋炀帝时期极力否认,认为他“抚之非道”。①其实,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有许多是继承隋文帝的,隋代民族关系的高涨也主要在大业初年。所以,关于隋炀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是不可忽视的,很值得加以总结研究。     

论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本名瞾(唐中宗时尊她为“则天大圣皇帝”,故史称武则天),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她的父亲武士彟,原是太原地区的木材商人。隋末时参予了李渊的军队,到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起李唐王朝以后,武士彟也成了唐王朝的功臣,做过利州都督及工部尚书等官。武则天十四岁的时候,被唐太宗选入宫中,立为“才人”。唐太宗死后,被迫入感业寺为尼。公元六五○年,唐高宗再度接她入宫,立为“昭仪”。六五五年,被立为皇后,开始参予朝政。公元六八三年,唐高宗死,中宗继位,武则天以皇太后临朝称制。六九○,她改国号为“周”,自称“神圣皇帝”。到七○五年病死,享年八十二岁。     

说武则天时期的冗官政治

在武则天的评价问题上,许多学者对其用人政策作了充分肯定。认为武则天有识人之鉴,善于选拔人才,务取真才实贤。笔者则认为,武则天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广开仕路,放手招官,这不仅给她统治的王朝造成了混乱,同时破坏了唐朝初期的选举制度,开启了有唐一代的冗官政治。兹就武则天推行冗官政治的背景、表现及其造成的影响略陈管见,以期指正。一武则天时期冗官政治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武德年间,天下初定,百事待举,官员不充。官吏的选举没有固定制度,存在着较为混乱的状况。对此,杜佑曾有记载:     

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相关著作及作者述评

隋唐时期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高度发展和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重要人物编撰了大量的与民族关系思想相关的著作,这些著作既体现了他们对历史和现实民族关系的认识,也为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尽管这些人物著述的风格不尽一致,侧重点也不完全相同,但从总体来看,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著述大都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共同之处:第一,这些人物都是博学之士,都有满腹经纶.博学使他们熟知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对现实的民族关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第二,他们著述的出发点大都是为最高统治者提供治理边疆和处理民族关系的信息资料和经验教训,也可以说都是经世致用之作.事实证明,这些著作都在当时处理民族关系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第三,他们的著作大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第四,他们大都有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或工作的经历,对少数民族比较了解,这为他们撰写相关著作提供了方便,也使他们对民族关系有了更加接近实际的感悟和认识.第五,他们大都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因而他们的著作大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宋仁宗至宋神宗时期两大民族关系思想流派

宋仁宗至宋神宗统治时期存在两种不同的民族关系思想流派:一是以不事四夷、重内轻外理论为支撑,以安静边鄙、息事宁人为最终目标的主和派;二是以多事四夷理论为支撑,以兼制夷狄、恢复汉唐疆域为目标的主战派.这两大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对北宋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将北宋时期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安史之乱时期民族关系探讨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有的出兵助唐平乱,有的为唐军供给军粮,有的继续与唐朝保持臣属关系,对唐中央纳贡、朝拜,当然也有的乘机出兵侵扰唐朝边境。少数民族之所以会在唐王朝发生内乱时仍然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唐太宗时期建立起来的大唐帝国的声威,在安史之乱时期仍然具有很强的感召力;第二,唐对少数民族的册封,使其成了唐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在唐发生内乱时,这些少数民族把出兵助唐平乱视为自己的义务;第三,唐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羁縻、保护及优抚政策的结果;第四,唐与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结果。唐王朝正是由于得到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才能够迅速平定安史之乱。所以,少数民族在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稳定方面是一致的,并共同作出了贡献。     

辽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

辽宋金元时期是北方以至东北少数民族迅速发展,建立政权并形成强大统治力量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时期。辽金元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是由于吸收和借鉴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同时,这些少数民族也对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这些少数民族对祖国北方和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已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就其对祖国历史的贡献表明,他们都是伟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