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未发之中”的辨析——兼与陈科华先生商榷

“未发之中”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陈科华先生认为,王夫之所理解的“未发之中”是指“情动于内而将欲发乎外的那一时刻段”,或者是“已产生喜怒哀乐之情,而它们却又暂‘逗留’于内而未发于外”。陈科华对王夫之所说的“未发之中”的理解是错误的。王夫之认为,“未发之中”其实就是指“性”,或“性善”。     

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

1935年初,蒋介石以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为契机,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并首先由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关系的三原则。早已确定对华政策的日本,专注于发动华北事变而对此冷淡,待中国政府由驻日大使明确提出三原则之后,才于10月4日阁议决定了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首先予以接受。此后中日双方在1935、1936年的下半年,围绕三原则和调整国交问题,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但均以无果而终。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初期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外交政策,在攻占广州、武汉,且汪精卫集团投降之后,1938年12月22日近卫首相根据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而发表的第三次声明,明确提出了取代广田三原则的近卫三原则。此后,通过1939年12月30日的日汪密约、1940年11月30日的日华条约,日本将近卫三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进行了细化并最终固定下来。对于广田三原则与近卫三原则,我们在看到其表、里不一的暂时矛盾现象的同时,更要认清其表、里的如一。     

艾布拉姆斯是“新批评”吗?——与陈晓明教授商榷

艾布拉姆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论家,国内学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对其著作进行了译介,他的批评理论尤其是文艺理论“四要素”——“宇宙”、“受众”、“作品”、“艺术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遗憾的是,陈晓明先生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一文,对艾氏的身份定位、批评理论等关键性论述,还存在着不少可商榷的地方.因此,厘清艾氏的“身份”定位以及其批评理论之旨趣等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能够加深对艾氏批评理论的理解,同时也为学界进一步开展艾氏的研究打下基础.     

金代的“驱”不是奴婢吗?——与张博泉先生商榷

张博泉先生在《金代奴婢问题的研究》(见《史学月刊》1965年第9期)一文中提出:"驱不是奴婢,而是奴婢放免后才能成为驱."驱的地位虽低于一般良民,但却高于奴婢."在其以后发表的论著《金代经济史略》(198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和《辽金"二税户"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中,张先生仍然保持同样观点.我们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写出来向张先生求教与商榷.首先是驱的来源问题.张文认为金代契丹族的驱奴,可能即由辽时的部曲和一部     

四大奇书是“集体创作”吗?--与徐朔方、徐永斌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小说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史.明代四大奇书又大致上都经历过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传播、演化、不断被加工、改造的日积月累的过程.将这类小说的创作途径概括为"世代累积",无疑是合理与正确的.但名之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则已在无形中贬抑了最终写定者的集大成之功;而若进一步将其排除在"文人创作"的行列之外,就更滑向极端之推断.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并不符合四大奇书之创作实际的.     

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是辩证法吗?——与杨献珍同志商榷

“合二而一”一语,见于明末方以智所著《东西均》一书的《三征》篇。原文是这样的: “曰有、曰无两端是也。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交也者,合二而—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都有两端或两个办面,而两端或两个方面总是相“交”的,“交”.就是“合二而一”。根据最近王中、郭佩衡两同志所写的     

赫鲁晓夫说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吗?——与周尚文、有林等先生商榷

赫鲁晓夫阐述的共产主义,既有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伟大目标,也有分阶段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时间表.周尚文、有林等先生认为,赫鲁晓夫鼓吹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此说不仅曲解了赫鲁晓夫相关话语的原意,而且把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观庸俗化、简单化了.     

“一分为二”是指矛盾的普遍性吗?——与陈祖华同志商榷

陈祖华同志在《关于“一分为二”》一文(《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中提出: “毛泽东同志自一九五七年以来,多次谈到的‘一分为二’,都是指矛盾普遍性而言的”,“把作为矛盾普遍性的‘一分为二’代替对立统一规律,就意味着舍弃矛盾的特殊性与矛盾的同一性等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提出来与陈祖华同志商榷。     

利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盘”吗?——与马正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4年第10期,刊载了马正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的探讨》的文章。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论点,是带有原则性错误的。这里,仅就利润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盘问題,谈谈我们的看法。一、不从无产阶級政治出发就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任务马正同志的文章中,把所谓“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罗     

按劳分配“五大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吗?——与张庆仁同志商榷

张庆仁同志在《按劳分配是一种假说》(《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二期)一文中坚持认为按劳分配规律面临“五大矛盾”而不可克服,因而它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假说”。我认为其论难以成立。 一、不同的劳动可以交换 张文认为“不同质的东西,在量上是不能通约的。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是不同质的     

社会主义的产品成本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实际成本”是一回事吗?——与陈乃圣同志商榷

<正> 陈乃圣同志在《浅议社会主义产品成本内容》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的产品成本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实际成本" (见《东岳论丛》1983年第6期).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大家知道,所谓"商品的实际成本",按照马克思的原话来说就是"商品的实际费用"或"商品的价值".原因是:它们都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资本论》第3卷第33页).     

警幻仙姑是“儒家伦常观念”的“卫道士”吗?——与朱炳荪同志商榷

<正> 《上海文学》1983年6月号发表朱炳荪同志《谈文学作品的启悟主题》,读后虽受到不少启发与收获,但对文中有些提法感到有商榷研讨的必要。这主要是该文提出《红楼梦》的启悟主题是宝玉对人生奥秘的“本能的向往”、“寻索自我人格”,特别把警幻仙姑说成“儒家伦常观念”的体现者,是“当时社会道德标准的卫道士”,都是笔者不敢苟同的。下面谈些不成熟的哲法。     

“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吗?——与于凤村同志商榷

于凤村同志在“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一文中,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1)“个人必要价值”与“公共必要价值”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2)“公共必要价值”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认为这些论点是值得讨论的,特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与于凤村同志商榷。     

叛徒与革命英雄可以“合二而一”吗?——对李秀成评价的一种意见的商榷

从《李秀成自述》来看,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是很清楚的,大多数论者也承认这种事实。但是,在承认这一事实的论者中间,对李秀成的评价却极不一致。有两种对立的意見:一些论者认为,李秀成是变节者,是叛徒。另一些论者认为,李秀成被俘后动搖变节,这只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对李秀成一生的评价,应该是“伟大的革命英雄”,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衍太太是少年鲁迅的梦中“情人”吗？——与张显凤商榷

张显凤的《母亲的缺席与隐秘的伤痛》称《朝花夕拾》中衍太太扮演了少年鲁迅的＂母亲＂兼＂情人＂角色,这个观点是断章取义,不能成立的。母亲在鲁迅的回忆中一直是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并对少年鲁迅产生重大影响,鲁迅也没在小说中表达怨恨母亲的情绪。     

埃尔斯特分析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果真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吗?——与俞吾金老师商榷

俞吾金老师在他的专著<传统重估与思想移位>一书中介绍了埃尔斯特如何分析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俞老师认为,在<理解马克思>书中,埃尔斯特分析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笔者认为,在该书中,埃尔斯特并没有说过,也没有暗示过,他分析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这样的观点.相反,他本人认为,人性的需要才是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基础.除此之外,据笔者研究,埃尔斯特以人性的需要来分析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依据有两个主要方面:马斯洛和海勒需要理论的支撑以及他自己本人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依据.     

《山海经》文化精神的再认识——兼与刘再复先生商榷“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

斯宾格勒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论述阿拉伯与俄罗斯文化时指出,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入侵及影响,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斯宾格勒将这种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形的民族文化称为"伪形文化"。刘再复先生借用斯宾格勒"伪形文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作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之区分。他以其认定的《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为标准,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文化典籍称为原形文化,将背离这一文化精神的文化典籍称为伪形文化。根据这一原则,刘先生将中华古典文学四大名著区分为:《西游记》、《红楼梦》是原形文化,《三国演义》、《水浒传》是伪形文化。本文对《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新的梳理,提出了与刘先生不一样的认识,即《山海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优劣并存的,并非只体现优秀文化精神。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四大名著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与刘再复先生不一样的看法:《三国演义》、《水浒传》并非中华文化的"伪形",而《西游记》、《红楼梦》并非只体现优秀文化精神的"原形文化"。     

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吗?——与冯天瑜教授商榷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