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今书探秘

《周礼》“今书”是《周礼》“故书”的修订本。“今书”的初本出现于杜子春之后、郑司农之前,“今书”的递修本出现于郑玄之前。“今书”递修本吸收了杜子春、郑司农等学者的校勘成果。“今书”对“故书”经文作了修订,改正了错字,将通假字改回本字,质量有很大提高。“今书”的出现标志着以《周官传》四篇为代表的西汉古文《周礼》学的终结和以“今书”为基础的东汉《周礼》学的兴起。     

对"女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回答

本文针对近年来“女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即“女书”是不是一种神秘文字、“女书”文体的分类、“女书”研究的方法论、“女书”的多学科性和“女书”的文本研究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中国“女书”研究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水平来说,目前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要实现建立“中国女书学”的学科建设目标,还需要各学科的专家学者携手合作进行综合性的探讨。     

“女书”起源与流传的文化特质

本文认为“女书”的创造体现了人类的初始思维；本文从江永的民俗风情的考察入手，分析了“女书”的起源、流传与当地女性社会的关系，认为“女书”是传统社会里被限制了的女性社会的产物。文章在充分肯定“女书”的创造者、流传者的聪明灵巧的同时，又揭示了“女书”所透露出来的传统社会里女性社会遭受压抑的文化内涵及其与“女书”创造、流传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书品”与“人品”关系解读

书法品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书法品评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书品即人品”,甚至把影响“书品”的某一因素夸大为决定“书品”的唯一根据,这显然受到传统封建伦理文化的影响;而有人在否定“书品即人品”的同时,也否定了“书如其人”的命题;也有人认为“书如其人”,然而又缺乏有力的论证和说明。实际上,“书如其人”的命题构成了“书”和“人”两极多元多向度关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书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只是“书”与“人”关系系统中的一种关系,而决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书法品评中,“书品”与“人品”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书”和“人”关系的各种问题都能从这一关系系统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读书的意义

为什么要读书？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学知识、学文化。书与文化与知识总是相连的，书是学习的媒介。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我这儿说的书，和我们现在进行关于书的话题的书，与学知识学文化的书并不是一回事。我说的书，不是那些政治文件、技术手册，也不是那些庸俗低下的粗制滥造的“地摊书”，更不是那些被称之为“谋略”、“智慧”、“商战技能”和“厚黑学”之类的书。     

浅析司马迁"八书"中体现的宇宙观

在《史记》“八书”中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宇宙思想,全面阐述了天、地、人、阴、阳、五行等原始的宇宙发生因素,“八书”构成了早期的天人宇宙论图式。同时还在《律书》和《历书》中通过阴阳五行八正之气,探究了宇宙由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中阐释了“天地人”的作用和关系,在《礼书》和《乐书》中阐述宇宙的和谐之道。     

宋代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

两宋数百年之历史 ,尤重国家图书的收集和整理。由于统治者积极奉行“广开献书之路”的政策 ,采取了有效的“据目求书”、“奖赏献书”、“专使访书”等措施 ,使“三馆”、“秘阁”书库的藏书得到了迅速补充。纵观两宋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历史 ,虽历经 30 0年沧桑 ,却呈兴衰起伏之状。至南宋末年封建国家藏书数量达到唐宋以来藏书历史发展的顶峰 ,这无疑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司马迁的《天官书》

史学界和天文史学界对《天官书》不乏溢美之辞，有的评价悖离了西汉的社会背景和《天官书》原文．事实上，《天官书》中的“天人合一说”、“天象谴告说”和“修德修政说”，是“天人感应”学说的产物，是“天人感应”学说指导下的学术总结；《天官书》在促进天文学发展的同时又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走出“天人感应”的怪圈而成为“反天命”论者．     

“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影响

分析了“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其影响的分析,分析认为,“洛阳体”只是魏碑体中的一个地域书法概念,除“洛阳体”之外,魏碑体还包括北朝时期关中地区的“长安书体”和甘肃河西地区的“凉州书体”以及其它地方的造像题记书体。研究结果纠正了书法史上对魏碑书法认识的局限性,拓宽了魏碑书法的地域概念及研究范畴。     

简帛《日书》岁篇合证

江陵九店楚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居廷汉简中都有通过“岁”的运行占断移徙吉凶的日书条文,通过对这几种《日书》“岁篇”的比较对证,发现“岁”即《淮南子·天文训》中的“太岁”或“大时”,日书中移徙吉凶也与《淮南子》所记大体相符。《日书》“岁篇”为楚国历法研究提供了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