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

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

唐代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大量的落第士人.落第的结局,犹如多棱镜,在这类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中折射出多层心态,积极进取之意、感慨悲伤之情、失意怀羞之心、失望归隐之思等杂陈于内.关注落第士人的心态,可以审析唐代下层士子特有的文化心理,了解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一角.     

试析宋太宗扩大科举及其积极意义

宋太宗即位以后,在科举方面有所变革,扩大了科举。他为什么要扩大科举?其后果又如何?这些便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一宋太宗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科举八次,共录取五千八百四十名,是太祖一朝取士人数的十二倍之多。先看进士科,太祖一朝由进士登科的,一般是岁取十名左右。仅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因李昉录取人员时,循私舞弊,“取舍非当”①,因此在落第中又选拔出一些,但也仅才三十五名,这是太祖一朝取士最多     

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

一、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宋代科举取士人数大量增加,远远超过唐代,这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宋代通过科举登科者究竟有多少人?却迄今还没有人做出比较精确的统计。宋代的科举制中,有贡举、武举、制举、词科、童子举以及宗室应举等等。贡举又分进士、明经、诸科(包括九经、五经、三礼、三传、三史、开宝通礼、学究、明法等)。其登科者,除正奏名之外,还有特奏名。贡举是宋代科举中取士最多的一个科目。宋初循唐故事,每次放榜进士不过30人,诸科不过50人。太宗即位,始大量增加取土人数,每榜取士达数百人。但“贡举之疏数,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未有定制。仁宗皇祐四年(1052),始规定:“进士限四百人,诸     

从应试诗看唐代社会风气及士人心态

以诗取士 ,是唐代科举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它不仅为唐诗的繁荣带来直接的促进作用 ,而且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唐代的科举制度是如何影响当时的社会风气 ,又如何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和人生命运的。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钱大昕对乾嘉士风与学风的批判

钱大昕对乾嘉时期扭曲的士风和学风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指出:当时士人求财逐利,不讲士、儒之道,丧失志节,无法引领社会风气向善;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与"势"的交换关系,丧失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文人士子之间相互轻贱,不能真正讨论问题,学风浮躁;士人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背诵前贤成句,剽窃他人言论,学风败坏。他认为造成士风和学风败坏的原因有三:一是宋明以来空谈性理学风的影响;二是科举取士的弊端;三是文字狱的压制。针对这种情况,钱大昕彰扬"以名为教",树立士人的羞耻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提倡实学,且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人格与学识来影响士风、学风,以期扭转士习之弊。     

宋代楷书式微原因初探

两宋 32 0年较为和平的环境 ,给楷书的再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然而 ,在大唐兴盛之后 ,宋代楷书艺术却一直式微不振。其因有内因 ,也有外因 :一、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二、宋代书家“尚意”的理性选择对楷书艺术追求的淡漠 ;三、从“书判取士”变为“经义取士” ,宋代科举和学校教育立场的改变对楷书地位的削弱 ;四、印刷文化的发展对楷书艺术的冲击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唐代科举"弊少且防弊之法亦疏"说质疑

唐代科举考试中存在抄袭行卷、关节请托、泄漏考题以及权贵把持等名目甚多的舞弊现象,为防范舞弊,唐代统治者采取了审核资格、限制考官、立法明示等多种措施,将唐代科举与后世科举进行简单的类比而得出"弊少且防弊之法亦疏"的结论与史实并不相符。     

严复与科举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举制度,与严复一生的经历不无关联。通过从科举取士与严复对科举的体验以及严复的西学之路与其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两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科举取士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影响。     

元代士人与国家的互动——基于藏书的考量

元初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南北藏书交流受阻，在姚枢、赵复等士人努力下儒学逐渐北传，南北藏书逐步互通。此后，元代藏书事业不断恢复与发展，政府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尤其是当部分士人任职地方时，其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地方藏书的补充。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与士人的藏书著书活动亦是士人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在士人藏书来源中，士人得机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档案文献，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而元代帝王赐书、译书等活动，以国家层面助力于士人藏书。政府设局以国资刊印士人藏书，使得士人著书多得以留存。而元代士人藏书中不得不论及的就是科举、为政与士人藏书的互动，仁宗重开科考使得科举用书重新成为坊间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士人“由吏入仕”的需要、政府的禁书政策等也影响着士人藏书。     

唐代科举士人“举资”问题研究

唐代科举士人的举资,指举子在应举全过程中必要的开销费用.与汉代的“公车待诏”和两宋以后的“公券”体制不同,唐代举子应举过程中的一切开销均需自己承担.唐代科举士人举资的范围涵盖广泛,举资匾乏的解决路径与实现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因举资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足以引起后世的警示.     

南宋科场文体典范--陈傅良试论研究

试论是宋代科举取士的主要文体之一,在科举导向下出现了大量的试论文章。其中著名理学家陈傅良的试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学技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可以称得上是试论这种科场文体的典范,在南宋产生了很大影响,可惜此前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通过对其试论进行个案研究,希望起抛砖引玉之效,以丰富对南宋散文和科举文体的认识。     

两宋科举制面面观

两宋科举制面面观赵民乐科举兴自唐代，历经宋、元、明、清，由兴盛完善而颓衰。科举兴盛时，曾造就过许多人才，历史上较多影响的人物，几乎都由此起家；科举颓衰时，又压制扼杀人才，遭到有识之士一致攻击痛斥，甚至断言，江山断送，就在科举。两宋科举，正处在由初至盛...     

力量的角逐:宋代科举怀挟论述

怀挟作为宋代科场最为严重的弊端之一,大肆横行于两宋场屋。宋朝为了保证科考的公正,实施了一系列的革弊措施,怀挟舞弊与革弊变成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但是它并非仅仅是举子和朝廷之间的"争斗",还存在着巡铺、书坊等力量的参与和作用,四者之间的相互角逐使得这场革弊斗争更加"旷日持久"。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 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 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 ;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 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 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盛唐干谒风行原因新论

干谒之风盛行于盛唐（特别是玄宗开元年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盛唐时期,干谒大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前辈或时辈因干谒而获成功的范例是刺激盛唐干谒兴盛最直接的因素;其次,盛唐的各项取士授官制度诸如科举、铨选、入幕制度等促使士人从获得省试资格起到正式入仕为官之后,终其一生都必须不断地干谒;再次,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人的个体意识、功名意识被充分地激发了出来,强烈的功名意识是盛唐干谒风行的重要原因。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