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政府基层政权腐败问题探析——以江苏省溧水县为例

抗日战争胜利后,普遍性的基层政权腐败把国民政府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通过对江苏省溧水县的考察,发现其腐败成因主要有:中央政府因内战而向各县摊派巨大的战时任务,强化了县级政权的权力;权力监督组织的系统性瘫痪,加剧了县政寡头化倾向,使得贪污腐败也具有了行政系统性;权力膨胀滥用无度,依靠暴力压制民众舆论和媒体的曝光。这种以县长为首的系统性贪腐加剧了国民政府整个基层政权合法性的丧失。     

国民政府时期政治:民主与专制的选择

国民政府时期,民主与专制在政治实践中呈现一种离合态势,近代中国为民主与专制提供了同时存在的空间,特殊的历史环境为专制政治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专制政治的选择又最终导致国民政府失去了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的出发点探析

抗战胜利后,在如何处理收复区的教职员和学生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开展了教育甄审运动.本文通过对政治合法性、道德价值判断和人心整合三个层面的考察,去探析国民政府在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开展教育甄审是否适合时宜,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通货膨胀下人民生活的绝望——南京国民政府覆亡原因的细化

在中华民国的最后几年中,国民政府为了应付内战而滥发纸币,将通货膨胀推到恶性发展的程度。物价飞涨与物资短缺,使广大人民的具体生活由紧张、骚乱而最终陷于绝望。无以为生的人民,自然对政府丧失信心。国民政府在遭遇经济崩溃、军事失利、政治破产的同时,又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其最终走向覆亡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南京国民政府个人所得税制度略论

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所得税暂行条例》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所得税法,截止1949年,它经过了三次修正。所得税的实施,使得国民政府公务员的薪俸收入在法定范围之内有所减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日抗战的财政基础。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个人所得税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战后继续开征所得税则值得商榷。因为财政的进步并不在于财政本身,而在于发达的经济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国民政府时期落后的经济、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个人所得税制度本身的缺陷也就注定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最终只会无疾而终。     

从君主专制制度合法性视角透视清王朝的覆亡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民主与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宣传与传播,中国民众在思想观念上逐渐觉悟,对沿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合法性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动摇与否定,推崇西方民主制度。这样,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清王朝为挽救这种合法性危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但这些改革却事与愿违,引发了更深层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终究无法挽救最终覆亡的命运。     

抗战后国民政府在北平城区的基层建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北平市城区建立了基层政权,形成了党、政两套控制体系。国民政府在北平建设的基层政权,其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力量薄弱的区公所;背离初衷的保甲制度;相对完整的警察系统;虚弱的党务系统。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的金融博弈

抗战开始后,由于国民政府势力全面进入云南,龙云政府控制云南的"独立王国"地位慢慢丧失,云南金融也由原来独立于中央金融体系之外,而逐渐被中央金融势力蚕食和收编.但云南方面对中央金融利益的渗透一直也在做不甘"失败"的抵抗,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龙云政府最后被蒋介石改编.因此,这期间云南金融的发展是随着双方的金融利益博弈而展开的.     

战后国民政府公债整理述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对战前战时的未偿还的公债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一是对国币公债进行一次性提前加倍清偿；二是对外币公债以“民国三十七年整理公债”换发。公债是在一定的背景之下进行整理的，且对当时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研究战后国民政府的公债整理，俾有助于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中德钨锡交易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采取了审慎、灵活的外交策略.发生在此际的中德钨锡交易,国民政府较好地执行了既定的外交原则,以拖延搁置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德国,拉住了英法,为争取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论任弼时的经济建设思想

本文较全面地探讨了任弼时的经济建设思想：共产党在和平环境中最基本、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是领导经济建设；没有经济建设的成功，革命最终不会胜利；搞好经济建设，必须转变党的领导作风。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战后中苏东北问题交涉与国统区的民众运动

抗战胜利后,东北的交收问题成为中苏间重要议题之一,但国民政府的多次对苏交涉均处于下风。而苏联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延迟撤军,加上苏军的一些违纪行为,终于激起中国民众的不满。1946年2月爆发了蔓延全国的民众抗议示威,国民政府由最初的始料不及到被动应付,并引起国际的关注。在民众运动和国际压力下,苏联最终被迫撤出东北。     

刘湘率领川军出川作战的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人民为抗日救亡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川军出川抗战更是其突出的表现之一。自“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的高潮,刘湘率领四川军人服从抗战大局,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出川抗战,对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移对抗战局势的影响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各部门陆续西迁,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迁移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带动了大批人口的西迁,为后方国统区积聚起必要的人力资源,形成了新的抗战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后方国统区经济的开发,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民众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挽救祖国、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感。     

政治合法性新探：从苏联解体看“三个代表”的意义

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是苏共政治合法性资源的枯竭与丧失,表现在经济发展、政治运行和文化建设等日益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甚至与人民的需要产生激烈的矛盾;在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探求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获得民众执政认同即其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选择;二是现实政绩。目前,两类合法性的证明方式都遭遇了挑战:历史的选择随时光流逝将会弱化年轻一代对执政合法性的认同;经济增长趋缓对经济政绩形成冲击,部分地方政府及官员对社会问题和矛盾的不当处理、部分干部变质腐败等损害了执政党威信,弱化了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对执政党合法性的认同。共产党要应对挑战,保持和维护执政合法性,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历史叙说的教育能力、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宣传工作能力、教育手段的综合运用能力;二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坚决惩治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共产党执政应以合理法治的形式表现出来,切实做到依法治国。这样,共产党执政才能形成以法理型合法性为基础,以历史的选择和现实政绩为两翼的执政合法性体系。     

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初探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逐渐转向抗日准备。纵观国民政府对日备战,经历了先内后外、由暗而明的过程,既包括了物质方面的准备,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动员。在精神动员方面,因形势的逐步发展,所采取的形式也分别不同。试图从蒋介石抗战精神动员的基本思想,结合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决策加以论述。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之内外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因此而成为赤字财政、军事财政,财政赤字占岁出的60%-70%,军费在财政支出中也占60%-70%.拯救财政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举借外债、罗掘内债.抗战后,国民政府的外债其实就是"美债",这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和特殊的中美关系所决定的."美债"数额为15 923.14万美元,"美援"总值则达42.555亿美元.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对国内公债进行了罗掘,发行了大量的黄金、美元和实物公债,但终因债信丧失、经济残破和通货膨胀而收效甚微.外债和内债对战后南京国民政府赤字财政、军事财政的作用不容低估,但挽救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亡.     

浅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合法性的矛盾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却又面临合法性危机。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要求公正的、持续的、协调的经济增长。随着社会的变迁,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不断变化,在新形势下,政治合法性建设应在原有的政绩合法性基础上,构建法理型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