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早期和谐论比较

学术界有人认为：毕达哥拉斯不但是西方而且也是全世界第一位提出美在和谐观点的人．①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然而，在西风劲吹，“言必称希腊”的当代中国，这种观点还相当有市场，故不得不辨之．从史实来看，比毕达哥拉斯年长或基本同时的晏婴、老子等人，已经明确提出“济五味，和五声”、“音声相和”等观念．《尚书·尧典》中的“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五声和、八风平”等，也同样体现了和谐为美的思想．兹略述之：先谈谈齐相晏婴的“济五味，和五声”的“和而不同”的和谐观．晏婴生率不详，司…     

论诗经的艺术(下)

五、体裁、章法、韵律诗在形式上有其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小说、戏剧和散文。《诗经》是我国早期的的诗集,在当时也不同于神话传说和记事、记言的散文。当时诗人,不论是集体或个人,表述思想,发抒感情,依照一定格律进行歌唱或写作,就形成诗歌形式。诗这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呢?《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就是说,诗之为物,初发于内心,而表现于音声,音声组织成章,是为音乐。诗乐在早期是不分的。音乐要有旋律,有节奏,有韵调,这就给诗以制约,形成了诗的形式特点,诗人作诗就得注意符合这些特点而加以美化。下面姑就《诗经》形式的三个方面,谈谈它的艺术。     

郑声辨

自孔子说“郑声淫”以来,依经引申者有之,释词发微者有之,违义曲解者亦有之。说者不一,读者生疑。郑声究竟是“邪淫之乐”(张载《经学理窟》)、“靡靡之音”(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还是“音声之至妙”(嵇康《声无哀乐论》)?孔子反对郑声,是否也反对《郑风》?论诗与乐,“崇雅斥郑的原则”到底对不对?这些问题,牵涉到如何理解和评价古代文艺观的问题,确有察辨探讨的必要。一提到郑声,旧说以为“淫声”:“郑国之音,谓淫声也。”(《辞源》)一九七九年新版《辞海》的解释去掉了“淫”字:“原指春秋战国时郑国的民间音乐,因同孔子等提倡的雅乐大相径庭,故受儒家排斥。”虽未直接指出郑声的音乐特征,却离了贬义,     

主体的超越——《声无哀乐论》与嵇康玄学思想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表达其玄学与美学思想的代表作品。从表层看,它是一篇论述音乐的文章,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音乐之体”———艺术的本原;“声无哀乐”———艺术与情感。从深层看,它又是一篇富有极强思辨性的玄学论文,强调的是审美主体的自我超越。一所谓“音乐之体”的“体”,实质上就是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审美客体。《声无哀乐论》从客观存在、生成本原、构成要素、本质属性四个方面论述了音乐之体问题。其中生成本原是音乐之体的核心,构成要素和本质属性都是由此决定的。与阮籍《乐论》“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的观点相似,嵇康…     

《九章·悲回风》创作时间之我见

<正> 《悲回风》的创作时间,朱熹断为“临绝之音”。他在其所著《楚辞集注》《九章》前的一段小序中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今考其词,大抵多直致无润色,而《惜往日》、《悲回风》又其临绝之音,以致颠倒重复,倔强疏卤,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己。”又在其《楚辞辩证》中补充说:“屈子初放,犹未尝有奋然自绝之意,故《九歌》、     

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

壹、总论 古音学在韵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等都是研究古韵的,他们有所发明,有所改进。象顾氏说:“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兴’,蒸之属也,而《小戎》末章与‘音’ 为韵,《大明》七章与‘林’、“心’为韵;‘戎”,东之属也,而《常棣》四章与‘务”为韵,《常武》首章与‘祖’、”父’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虽谓之协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他囿于《诗经》一部书的小范围,认为是“百中之一二”现象,这是不。     

《边城》世界的道家生态美

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中理想的“湘西世界”,以其“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的自然之美和“顺应天道、无为而无不为”的人性之美以及“安其居、乐其道、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道家文化和生态美。     

简论《说文》中之“亦声”、“省声”和“省”

《说文》中之亦声、省声和省,是许慎对“六书”的若干补充说明,是传统汉字结构理论之组成部分。汉字在其长期历史发展中,字形之孳乳、省变,字义之引申、转移,音读之因地域不同而殊异,因时代变迁而音转,形成极为复杂之形音义关系,这种复杂关系反映在语言文字学领域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小议摹绘

视觉和听觉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两个最主要感官,耳可听万籁之声,目可视万物之形。燕语莺啼,戛玉敲冰,能进于耳而感于心;花团锦簇,万紫千红可人于目而摄于脑,人们才觉得大千世界有声有色,生活也才感到有滋有味。摹绘正是适应人的这一既是生理的又是审美的需要的。 摹就是摹声,即把事物的声音用象声词如实地描绘下来。语言中用上象声词,被描写的事物就活动起来.读者八音入耳也就倍觉逼真生动。正因为如此,一部《诗经》,象声词数不胜数:“关关睢鸠”、“交交黄鸟”、“鸡鸡喈喈”“呦呦鹿鸣”……读者通过联想,因声入形,睢鸠,黄鸟等形象就会觉得更为贴近。 摹声使语言具体形象化的作用还表现在它可以使读者通过自己的联想由声悟景,由声会情。读者读了“坎坎伐檀兮”的诗句感动的不仅是伐木的声音,还有奴隶一下紧接一下挥斧伐木的镜头;读了“唧唧复唧唧”的诗句,感到的也不单是织布机的声音,更有木兰紧张挥梭的画面;“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白居易《缭绫》)让读者感到的不仅是织绫的“札札”之声,更有织女的悲苦之情;“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让读者想到的也不仅仅是“嘈嘈”,“切切”的琵琶之声,也有琵琶女的“悲怨暗恨”之情。读者由声而感形、悟景、会情,对作品的理解就更为深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色情文学：越界的想象与迷恋——苏珊·桑塔格论色情小说

古今中外,“色情”饱受非议,乃至遭到抛弃。而在正统文学中,它要么根本不被看作文学,要么被打上否定或负面的标签。桑塔格却发现了色情文学其实是文学的一种——与色情作品不同,色情文学本身包含了较多的思想性和拓展性因素。同时,借助于萨德和巴塔耶对色情小说的研究,桑塔格发现了色情文学的重要价值,也赞赏了他们在人类意识和思想的可能性之开拓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桑塔格并非要引发一种色情实践或色情泛滥。毋宁说,桑塔格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我们需要直面“色情”和“色情文学”本身。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道德判断阻隔自己的眼界,不被外物迷惑和干扰自己的判断,也才能发现色情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在桑塔格看来,色情文学既是越界和超越性想象,也是自由的象征。     

《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提出“会通适变”说。对于《通变》篇的主旨,前人提出了“复古”说、“常变”说和“继承革新”说等。本文按照《易传》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穷”、“变”、“通”、“久”的顺序来阐明“会通适变”的文论内涵,并提出了“运动”说,认为“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通变”的关键不是“博览以精阅”,而是“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     

论古罗马时期的有机整体论文学批评思想

贺拉斯和朗吉努斯都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观念,即作品的结构布局和情节组织要有机统一。贺拉斯的有机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合式＂、＂合情合理＂原则,更多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朗吉努斯认为有机性源于对作品的组织能力,选材要选重大有意义的事件,为有机整体论注入了典型化的内涵,同时认为文学作品风格的崇高源于作者的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