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实验民族志"

实验民族志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兴起的一种文化书写形态。通过解读四类实验文本(对话文本、话语文本、合作文本、超现实文本),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如下两个传统民族志不具备的特征:首先,作者“我”在与研究对象、读者的平等“对话”中进行自我反思;其次,叙述采用第一人称“我”,从而“我”也成为被书写的对象。     

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档案与文本

跟历史学不同,历史人类学把围绕档案记录、文本撰写和使用等的系列行为、过程及场景视为文;此外,历史人类学视档案与文本特定人群的集体表象,而非仅仅撰述者的个人行为.     

儒耶对话与中国基督徒的身份

<正>经典在中西宗教中的不同含义游斌:杨老师,你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的学术专长是对基督教经典《新约》的研究,近来对于儒家传统也有深切的关注,长期浸染在中西经典文本之中。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文本     

电视公益广告的多模态互文研究

互文性是文本分析的重要理论范式,关注文本中以"之间关系"为支撑的"异质性";现有的互文性研究以文字模态为分析对象,没有涉及多模态文本的互文现象。文章以多模态互文为研究对象,提出多模态互文的观点;认为多模态互文包括冲突型互文、概括型互文、互构型互文和延伸型互文。以多模态互文为基础,分析了电视公益广告《老爸的谎言》的互文现象。     

论《荒原》中的复活意识

在对文明衰落、道德沦丧、精神死亡的揭露和批判中,<荒原>孕育着强烈的新生和复活的意识,它们隐藏在死亡意象之中,通过原始的前意识生命欲望冲动达到现象还原,重新获取新的生命;诗人的宇宙本体论思想又使从生到死、死而复生的意识在<荒原>文本中互相交织、相互感应;同时宗教、神话和现代荒原话语把复活的意识统一在文本中的潜意识里.     

民歌花儿的民间指涉和文本使用

民歌花儿是一种口头演唱艺术,其文本从口头向书面转化的过程中,经过了文人学者搜集、整理、改编、创制、出版等一系列的工序,这样写成的书面文本与花儿存活的真实图景之间的距离不断的拉大。本文采用回溯的方法,对历年形成的花儿书面文本进行追寻,旨在揭示花儿演唱的民间性及文本使用中呈现出来的特殊性。     

实验民族志的文本写作反思

人类学的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经历了随意写作、科学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三种范式,本文分析了在人类学史中推动民族志文本写作范式转移背后的动力,指出了科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优势和缺点,三种实验民族志文本写作体裁的优势和不足之处,质疑了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付诸实践的可行性.最后指出了在实验民族志的学术理念喧嚣过后,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写作的趋势又重新回归到了科学民族志范式.     

文本类型理论下的《红楼梦》英译本探究

文本类型理论是由德国的翻译学家卡特琳娜·赖斯(Reiss)提出来的.她将文本类型主要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第二类是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最后一类是感召型文本(inspirational text),.而后他又提出了一种文本,视听型文本(audio vis...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山西红色文化文本的英译

山西作为代表性革命根据地,其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文化文本内容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思想。对山西红色文化文本进行翻译,一方面有助于对外传播和弘扬红色文化,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和坚定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生态翻译学以翻译即文本移植作为核心理念,其注重文本移植过程中的生态补偿,会从专业的角度对文本内容进行删减、补充以及释译等,如此一来,其必然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整合适应选择度和多维整合度,保证各自文本语言的平衡与协调应用。     

回到声音：凉山彝族传统民歌文本类型研究

凉山彝族传统民歌的文本存在形式是多样的,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可以分为口头文本、源于口头的书面文本、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以表演为导向的文本四大类。口头性是彝族传统民歌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生命力所在,没有了口头,就没有了民歌。有些民歌被吸纳到彝族毕摩经籍文献中,并在仪式中进行演述,构成了源于口头的书面文本。“以传统为导向的书面文本”更多的是作为文献资料存在,而非回归传统。“以表演为导向的文本”是将民歌演唱与游戏、舞蹈、戏剧、小品等表演内容相结合,民歌为表演服务,这些不同的表演单元共同构成了统一的“融文本”。     

彝族孝文化文献《赛特阿育》的文本源研究

在贵州彝区的毕摩文献里,有一部反映孝文化的文本《赛特阿育》,与流传于汉区的董永行孝相关文献有密切关系。从情节内容看,《赛特阿育》是对董永行孝相关文本的彝文翻译改写,将其与董永变文、宝卷中的相关文本加以比较研究发现,《天仙配宝卷》应是《赛特阿育》的文本源。     

传播学视域中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想象——以文本《回族民间故事选》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围绕文本《回族民间故事选》,梳理回族民间故事传播形式由口口相传到文本传播的转变,探讨文本作为有效的媒介之于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的作用。重点从民族归属感、民族态度、民族社会参与以及民族的文化实践活动四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民族认同的最高形态是国家认同。     

佤族“阿佤理”文本释读

书写情景下的“阿佤理”,是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下对佤族社会伦理道德的解读、归纳的文本呈现,也常常被认为是佤族的“习惯法”.由于它对传统社会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起到标杆性作用,长期为研究者所关注.但我们发现,由于视野的局限,传统田野考察下的对佤族“阿佤理”的文本书写存在误读;从佤族阿佤里的“发现”和表现等几个方面进行脉络梳理,厘清了文本的“阿佤理”是不存在的一个事实,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初步解读,借此希望我们对“他者”社会曾经撰写过的想象的文本进行反思.     

"藏族传统史学"学科概念分析

完整的藏族历史应该包括历史发生过程、记录历史的文本、文本塑造的历史等三部分。目前的研究大多在探求历史发生过程的真实性,试图重构历史过程。本文提出“藏族传统史学”概念,认为其已经形成比较完整和独特的历史文本和文本历史体系,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经学文本撰写传习滋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文化理论逻辑

经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以经学为中心的古代学术体系是孕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石,经学文本的撰写与传习的历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不断丰富和强化的过程。从古代人才教育与选士的层面来看,经学文本是育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学术源泉,汉唐经学提供了丰富且规范的育化文本,宋明理学凸显了经学文本的育化能力,少数民族政权均遵从经学文本的育化地位。从语言文字的规范历史来看,经学文本的书写载体与书写形式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符号体系,经学文本文字的规约性书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型范,其演进性绘写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记忆。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孕化与传承来看,经学文本熔铸了夷夏一体、天下一统的共生信仰,以及仁爱和合、礼乐文明的共荣信仰,推动中华儿女在信仰的恒辉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之姿走向今天,并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藏文字符的分类与功能描述

藏文字符除了字母类符号,尚有大量其他文本符号,这些符号的名称、性质与功能历来未作勘定,积疑甚多.藏文文本符号总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藏文(本体)字符、梵源藏文字符、其他文本图形符号.藏文字符专指藏文创制时期以及藏文历史应用中依据语言变化所创制的符号,通常所说的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以及相应变体都在此列.除此外,藏文数字符和标点符号也可归入此类.梵源藏文字符是通过新创藏文字形表示藏语中没有的梵文读音形式和文字形式的字符,形成了所谓的藏(文)化梵文字符.其他文本图形符号包括藏族自身创造的图形以及来源于梵文文本的图形,其基本特点是不表达语言声音,仅表示某种文本形式意义,或者以图形方式指示事物的意义.这类符号有吟诵示意符、吟诵会意符、占星符、装饰符,等等.以上藏文字符大多已收入ISO/IEC国际标准藏文字符基本集,对字符的分类有助于进一步展开藏文计算机处理研究.     

《格斯尔镇压黑纹虎之部》异文比较研究

蒙古文《格斯尔》有木刻本和多种手抄本传世。由于背景信息的缺乏和传播形态的复杂性,《格斯尔》各版本的文本性质,形成、演变过程及其相互的关系都是颇具争议的论题。本文通过对蒙古文《格斯尔》中《格斯尔镇压黑纹虎之部》的三种异文进行文本比较,探讨了它们的文本性质,以及它们从口头文本演变为书面化与经典化文本的过程。     

生存的悖论:言语与沉默

通过对瑞典导演伯格曼的电影<假面>所进行的电影美学方面的文本分析,探讨存在于人类的言语与沉默之间的哲学与美学关系,并进而探讨电影作为一种语言的形式的本体论意义.     

《格萨尔》伏藏文本中的"智态化"叙事模式——丹增扎巴文本解析

口头传统理论先驱洛德生在《故事的歌手》中把由艺人自己将自述的文本用书面形式写下来的文本确定为“自撰口述文本”，《格萨尔》的伏藏文本即可以列入此类文本范畴。但是，丹增扎巴的《格萨尔》故事文本又与一般意义上的伏藏文本不尽相同，他把佛教伏藏中的“智态化”（藏语称气吖帑）伏藏传承方式纳入到其创作中，演绎成为史诗文本的创作理念和方法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模式，成为神授、掘藏、圆光等传承之外的又一重要的《格萨尔》叙事类型和传承方式。     

西夏藏传佛教文献周慧海译本述略

西夏文<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及<如来一切之百字要论>等佛经均由西夏功德司司副周慧海所译.这几部佛经的翻译底本,据笔者初步判断,皆由藏文本翻译而成,并非如此前学者提出的译自梵文本.其中,前3部佛经相应的汉文本、藏文本分别在黑水城文献、云居寺得以保存,以此两种文本为对勘材料的西夏文本解读不仅于西夏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透过语言事实重审西夏文佛经翻译的源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