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变法派首次分裂问题试探

熙宁七年北宋变法派内部的首次分裂,主要源于具有同等资历的曾布和吕惠卿同朝共政时期的职位变动及权力之争,而市易违法案的发生,直接促使变法派内部矛盾及权力斗争迅速激化,最终导致变法派无可挽回地走向分裂。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了王安石、曾布和吕惠卿等人的政治浮沉,更对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和北宋后期政治走向的大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宋代官营酒务

宋代是中国古代榷酒制度空前发达的历史时期,各类官营酒务也是宋代官营手工业及商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南宋,各地城镇官营酒库、酒楼林立,热闹繁华异常。对其组织规模、经营管理、商业意识诸方面的发展状况作一细致考察,不但是全面了解宋代榷酒制度的必要步骤,且能窥探当时官营手工业与商业的某些面貌和特征,对深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卖制度史、官营企业史,都不无裨益。或许对我们今天也会有些借鉴作用。 一、北宋酒务的组织规模与经营状况 北宋在各州、府、县、镇城中设置都酒务、     

读王安石的《上时政疏》

王安石(公元一○二一——一○八六年),字介甫,江西临州人,是北宋时期一位具有法家思想的进步政治家。北宋仁宗(公元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时,他从地方官被逐步提拔到中央机关,便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积极宣传改革。宋神宗(公元一○六八——一○八五年在位)上台以后,又先后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和宰相。在他执政期间,积极推行变法运动,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展开了尊法反儒的斗爭,把长期进行的儒法论爭推向一个新阶段。王安石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衰落     

司马光、王安石德才异同论

王安石、司马光均为北宋一代名臣,但从宋代一直到晚清,八百年间褒贬毁誉却大相径庭。究竟应当对司马光、王安石如何评价,笔者从一些同志的论著中深受启发,但亦有不尽相同之处。本文拟就王安石、司马光的“德行”和政治才能,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王安石诗论与文论之异同──兼论北宋中叶文艺思潮的演变

王安石诗论与文论之异同──兼论北宋中叶文艺思潮的演变张智华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王安石的文学观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且大多喜欢引用王安石《上人书》中“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一段话来证明这一看法。其实，这只是王...     

试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制度

官商制度,即封建国家利用政治强权控制商业贸易的一种制度,长期以来,为历代封建统治所奉行不替,其控制之有力,规模之庞大,制度之严密,时间之长久,也为世界各国封建史上所仅有,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汉的“大司农”,唐代的“少府监”。北宋的“博买务”,宋、明的“市舶司”,明代的“领市司”、清代的“十三行”等等,都是推行这种官商制度的设施。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制度颇具特色,本文试作浅析。     

豪气少年事风骨晚年功——论北宋中期诗风转型中欧阳修的创作思想

北宋诗风明显转型,当是在嘉二年(1057)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之时;北宋中期诗风基本完成转型,应该断在嘉五年(1060)梅尧臣去世之时。欧阳修直接领导北宋中期诗歌革新,当他和王安石、曾巩、苏轼等成为北宋诗坛主流时,北宋中期诗风就从粗砺的纵横自由的李白式诗风,通过儒家学术思想代表韩愈为媒介,向理性的宋诗转型。     

南宋学者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

本文针对周梦江先生在《陈傅良先生文集》序言中认为“南宋学者都将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的观点 ,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 ,陆九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有高度的评价 ,说陈亮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也无不可。而叶适并没有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相反认为变法的失败是北宋之亡的原因之一 ;他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是肯定的 ,虽有批评 ,也是一个改革思想家对另一个改革思想家的批评     

王安石的人才观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没有能在较短时期内培植一大批推行新法的人才来取代腐朽无能的各级官吏.这一点,他在一○七三年(熙宁五年)的《上五事书》中曾经说到过:“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可见,王安石对人中问题是看得十分重要的.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

(一)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被“四人帮”搞得十分混乱的一个问题。江青和姚文元都说什么“王安石变法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异族的侵略”。他们授意其喉舌炮制的反动文章,也鼓噪什么王安石变法是为了“抗战自卫”,是为改变“北宋大地主顽固派对     

北宋东京手工业的发展

东京是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人口众多,商业繁荣,其手工业生产在北宋的手工业中,也占有相当地位。因此,考察东京的手工业,对于我们了解北宋手工业的性质和发展程度,有一定的意义。一东京的手工业,分为官营与私营两类,其中官营的手工业占重要地位。手工业中著     

荆公新学的创立与发展

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也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主要学派。它是因北宋中期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当时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王安石在世期间,荆公新学经历了创立与发展两个时期。一、荆公新学的创立期荆公新学创立于嘉(1056～1063年)、治平(1064～1067年)年间,其主要标志是《上皇帝万言书》《淮南杂说》《洪范传》《易解》等著作的刊行。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是荆公新学创立时期的代表作。《上皇帝万言书》：清蔡上翔《王安石年谱考略》将其系…     

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

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庆历新政得力于台谏,又败于台谏的鼓惑;王安石变法自始至终就处于台谏的攻击下,蹒跚而行,最终失败。台谏制度到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台谏职能合一,风闻言事,势力强大,作为"公议"的代表,社会舆论的中心,在北宋权力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北宋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王安石比较视角下苏轼的法制思想

王安石秉承"人言固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宗旨,针对北宋王朝内忧外患、财政困穷、民风衰败的现实,希望通过变法,改革赋税、机构和军队,富国强兵,增强国家实力。而遵循"作法何常,视民所便"原则的苏东坡认为王安石变法,无论从思想看,还是从实施看,都是仓促的,造成不良后果;变法的内容不系统不完善,实行过程产生重重矛盾,于是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并从儒家仁政爱民的视角提出以民为本的法制思想,且以实际行为来实行。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     

解析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

市易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重要法令,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批评市易法施行效果的同时,不少学者对市易法本身持肯定态度。本文认为,王安石的市易法根本就不可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财政的压力必然使其转变为垄断的官营经济。市易法盘剥了广大商人和消费者,造成整个商业走向衰退。至于其中的低息贷款,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反而加剧了官吏的舞弊。     

从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看韩琦

韩琦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面对北宋早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他积极参加了庆历新政的变法革新,但后来因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同王安石的改革设想不同因而,他又强烈地反对这一变法。     

论王安石的爱国主义思想

北宋时期的著名法家王安石,是一个杰出的改革家和爱国主义者。公元一○六九年至一○七六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以理财和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变法活动,对于抵抗民族压迫,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面貌,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千百年来,王安石的变法活动和爱国精神却受到一切反动势力的咒骂和攻     

论“元祐党人案”

元祜党人案是北宋末年的重大案件,历经神、哲、徽、钦、高宗五朝。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实不多见。激烈的党争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导致了北宋的覆亡。 一、哲宗朝的党争 元祜党人之名虽出现于哲宗期,但党争却始于神宗之时。神宗为革除弊政而起用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受到司马光等人的反对和抵制。由于变法未能尽善尽美,王安石依靠的某些人品行不端,加上吕惠卿的中途倒戈,遂给反对派以口实,纷纷抨击王安石,安石退居金陵,变法宣告失败。元祜元年(10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