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哲学意蕴新探

自由并不是过去人们所理解的“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本文主要从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自我生成角度来谈自由。“真”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展示其存在的一种方式 ;“善”体现了人的自由选择性 ,并通过对象化活动使可能变为现实 ,其间人的本质得以生成 ;“美”是在真、善统一的基础上人的内心愉悦的体验 ,是人实现了的本质力量。自由是人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所达到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状态     

道德善与非道德善

善的观念总是私人的,个体自由地追求自己认为恰当的生活方式。"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至善"是人的道德成长的最高境界。人的善包括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道德善意味着"通过成为某种类型的性格或通过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与某种性格联系起来而善的",道德善包括诸如美德、权利、正义、履行义务,以及拥有或培养那些在道德上值得嘉奖的品质特征。非道德善是属于主体的、自我的、个人的善,非道德善包括像快乐和幸福这样的东西,幸福在于自身之中,而不在他人的喜欢中。道德善与非道德善都是人所具有的,而至善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的善。     

试论孟子的修身学说及其现实价值

儒学即仁学、人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关于“人性修养”的学说。孟子关于人性修养的学说更是博大而精深。修养可以使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修养使人得以安身立命,修养是齐家治国之本。孟子为世人所确立的修养目标在于“为尧舜”;“大丈夫”是他所倡导的道德楷模和典型范式;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心性修养,终能达到“人人皆可为尧舜”之目标;循序渐进、从平易处做起、克欲律己、取人之善等修养方法,对于内以从善成圣,外以齐家治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善何以可能——兼论中国传统伦理的思考向度

一 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往往以某种规范系统来担保行为的善。然而,从逻辑上看,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形态来规定行为的规范和评价的准则。价值是一种广义的好(good),在道德领域中,它则表现为善。尽管广义的“好”与“应当”之间并不一定具有蕴含关系,但就道德实践而言,“什么应当做”,与“什么是善”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惟有对善与恶有所认定,才能进而形成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的行为规范。就价值认定对伦理学的本源意义而言,价值论似乎构成了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元理论(Meta—theory)。当穆尔将“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视为伦理学的“第一个问题”时,(《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页)他无疑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当然,在穆尔那里,这一问题主要限于概念层面的分析,从而没有超出元伦理学(Meta—ethics)之域。     

对美的一种解说

使用汉语言的人,当他面对某一对象物,心里有所激动,产生了某种带着愉悦性或震颤性的心理意向而又难以言说的感受时,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慨叹,其间,大概是使用“美”的频率为最高,诸如“美！”、“真美”、“美极了！”和“美得不能再美了！”等等。 此时使用的“美”字,其含义是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说清楚的。说它包含着“真”,却又不仅仅是“真”;说它含孕着“善”,却又不仅仅限于“善”。往往,因说话人的语境不同而又使同一句慨叹的含义大有区别。在这里作策略性的处理,倒有点象园林工人说“杂草”这一概念一样。“杂草”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固定的草类,而是指园林工人不愿     

“群”与“己”:边界及其规则——对“群己权界”的当代哲学反思

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关于“群”、“己”关系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以普遍的、共通的形而上学“人性”为基础,能实现“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的“本质统一”。事实上,这种观念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僭妄,“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本质统一”关系,二者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基础之上。对于“个体生命”来说,“自由”地“创造”其“价值”构成了其自主的“游戏规则”;对于社会公共生活来说,“相互承认与团结”则构成了其独立的“游戏规则”。以“边界意识”取代“形而上学意识”来重新认识“群己权界”,这是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以“心知”为人性善立说──戴震“知即善”性善说的理性论特点

“知即善”是戴震哲学中一个十分著名的命题。戴震提出这一命题，旨在为性善说寻找理性论的根据，以对抗程朱理学以“理”说善的观点。知何以是善?知何以能使人为善?这是戴震“知即善”性善说的中心议题。本文将就这些问题略作讨论。     

善由何而来——约翰·菲尼斯的解释

菲尼斯的伦理学的基本立场是,我们不能够从一个事实命题前进到一个道德命题。这也表明了,在善由何而来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从一个自然的事实出发推出一个道德上的善。善来自实践理性的构建,这样一个构建的起点不是一个事实的知识,而是一个实践的、生活的世界,一个能够给我们提供各种机遇和可能性的世界。进而,通过实践性理解的方式,我们在实践的世界中将留意到的某种“倾向”把握为一种能在未来提升我们完满的可能性或是机遇,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是善。虽然实践理性的这一把握最终预设了某种“人性”的因素,但是这样一种人性的学说在菲尼斯那里并不是一种“事实的”人性学说,而是被善所规定了的人性学说,也即是菲尼斯所称的“实践的”人性学说,这样一种处理人性的方式也构成了菲尼斯在回答善由何而来这一问题上的核心线索。当展现了这一线索,我们会发现菲尼斯在处理善由何而来这一问题上采用的完全是一种辩证的方法。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伦理情结

朱光潜先生说:“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象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对他们来说,哲学就是伦理学,也仅仅是伦理学。”的确,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就是说,中国哲学不是把外在的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来体验;主张知行合一,不注重提高知识的水平;把求真与求善混合起来,使求真成为趋善的手段。其结果,不注重探索自然规律,只注重践履人际关系、道德伦理,进而实现某种政治理想。中国哲学的伦理化特征,制约和规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发展方向,使人们只注重趋“善”,不注重求“真”;只注重思考人伦关系、道德原则,不注重超验性思辨。这就形成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心理机制。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致力于对事     

试析陈确对“人性善”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人性善”是我国思想界的传统命题，作者认为，适应我国明清之际反对程朱理学脱离现实、空谈心性、倡导所谓“实学”的需要，陈确进一步发挥“人性善”学说，认为“人性善”即人的“气”、“情”、“才”善。进而他指出，人性善恶之别，是后天“习”作用的结果；人性之善是建立在人知善行善的道德实践基础上的，从而赋予“人性善”以实践的品格和特性。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史记》关于范蠡的一条材料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佐越王勾践报吴辱之后,去之湖上的事说: “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对这条材料,细加思绎,觉得有两个问题应予考虑。一、“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和“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都提到时与人,它们的关系怎样?《史记》旧注“不责于人”释为“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不甚明确。这所择而不负的人竟究是谁?有人说是共事的伙伴,有人说是交易的对象,不管是哪个都是有责于人。所以这样的解释,难得妥贴。二、依文意看,“故善     

心路历程——《西游记》主题新论

一《西游记》所描写的主要是唐僧师徒一行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唐僧西天所取真经的内容,在《西游记》中只出现过3次。第八回如来佛说:“我今有三藏真经,可以劝人为善。”“三藏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乃是修真之径,正善之门。”第十二回观音菩萨在寻找取经人时,对陈玄奘说:“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     

孟子对孔子仁学意义的开显及其伦理意蕴

孟子接续孔子,向人的生命深处追寻善的依据,以心性说“仁”,确立了以“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为内核的性善论立场。仁义内在作为一种理论预设(本体论主张)从根本上回答了善何以可能的问题;性由心显(以心善说性善)则使性善由一种理论预设变为“乍见孺子入井”时的当下生活体验。在此基础上,孟子依其性善论立场,提出了“扩而充之”的主张。“扩而充之”论作为一种“工夫论”要求,其所试图回答的是善端如何变为善德,善如何从可能变为现实的问题。在伦理学的视域下,孟子性善论的思想史效应可在德性伦理的范式下得到观照,然其所重扩而充之、存心养性的“心上工夫”,却遗落了孔子礼学的精神,此理论缺失可在规范伦理的范式下进行检视。     

真与善的两失：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困境检讨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坚持了近代自然科学将“真”与“善”分割开来的方向,继承了自然科学在真确性方面的两个妄断;又具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特殊的方法论困局,即人被“事实化”的问题;由于“价值中立”原则被误用,所以社会研究对“非善”有纵容的倾向。“善”在当代作为一个个人性的命题,与社会科学研究对知识之普遍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矛盾。唯科学主义的态度,导致中国社会研究领域没有及时吸取方法论哲学和知识学的前沿成果,是真善两分和真善两失的根源。     

论黑格尔“善的理念”的辩证视域

黑格尔认为,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是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善就是进一步被规定了的理念,也就是意志概念和特殊意志的统一。善不是某种抽象法的东西,而是某种其实质由法和福利所构成的、内容充实的东西,一方面,善对主观意志说应该是实体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主观意志应以善为目的并使之全部实现,另一方面,就善而言,善只有以主观意志为中介,才能进入到现实。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吟咏滋味 流于字句——诚斋诗味论探微

重“味”在中国文学理论尤其是诗学理论中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有“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的论语。汉代以降,以“味”论诗者代不乏人。但至诚斋之前,就主要倾向言诗味论大多讨论的是诗歌艺术尤其是含蓄蕴藉的诗歌艺术方面的问题。 诚斋的诗味论当然也包括这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审美内涵。《颐庵诗稿序》云:“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竟,而不胜     

圆教与圆善:康德与牟宗三--读牟宗三先生《圆善论》

康德提出了最高善即德福一致的圆善问题 ,但他将圆善可能的根据放在起于情识作用而有虚幻性的上帝上 ,这是依基督教传统的处理方式。中国儒释道三家传统提供了对圆善彻头彻尾的理性决定的说明模式 ,这就是圆教模式。牟宗三先生所著《圆善论》即就圆教而处理圆善问题。它判摄通贯儒释道三家圆教义理而归宗于儒 ,对康德的圆善论作了归虚于实的扭转、消融及提升 ,以人皆可呈现的创生性的无限智心 (仁心、道德本心 ) ,与儒释道三家的共法“诡谲的相即”方式 ,建立了他的新儒家德慧圆教的圆善论。在牟先生的圆善论中 ,康德的三个“设准” (自由意志、灵魂不灭、上帝存在 )皆被撤消。《圆善论》以圆教证成圆善 ,是牟宗三哲学的究极完成。其所启示的根本意义是 :天堂就在人间 ,人间自可创建天堂。     

蛰楼随笔

朱熹论性于理欠通朱熹《中庸章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解》云：“命,犹令也。性,即理也。”于理似欠通。余以为：“命”,乃赋予之意也。盖人之性,乃天赋予之本性也。天即自然,即自然所赋予人之本性也。性与理是两个概念,不可以混一。天赋之人性有正负两面,正为善,为人性;负为恶,为兽性。苟性即理,则是忽视人性中之负面,即恶与兽性之存在也,又安用率与教耶？率,统率也,率引也,人之性必须以道统率之,引导之,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即道也。授人以道,使知如何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为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