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茨小说《大瀑布》的阳刚之美

论述古希腊和古罗马以降,美就二分为两个基本范畴:秀美和崇高美(中国历来有柔美和阳刚之分),尤其是朗吉努斯的《论崇高》,确定了崇高的美学规定,自此,艺术家表现崇高美有了哲学的理论依托。欧茨小说《大瀑布》以尼亚加拉大瀑布为背景,热情讴歌大瀑布的阳刚之美。自然景观的壮美令人沉醉,而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在困境中表现的优雅和勇气,令人肃然起敬,彰显人类的崇高气魄和阳刚之美。     

《离骚》所表现的作者爱国深情与崇高人格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离骚》是他的代表作。《离骚》表现出了屈原的爱国深情和崇高的人格精神。     

朗吉弩斯与"崇高"辨析

《论崇高》作为美学史上的一颗明珠,其作者并非1世纪的朗吉努斯,而是3世纪的朗吉努斯。其“崇高”不是纯修辞学的含义,也不是纯美学的含义;而是蕴含了从修辞学向美学的过渡及二者的统一。人们对《论崇高》的判断,不是求真的逻辑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文本意义的情感体验与感悟。因此,我们应该从《论崇高》全篇整体的角度出发,从西方美学发展史特别是美学范畴、概念的演变史出发,全面、系统、完整的理解和判断朗吉努斯“崇高” 的含义。     

浅论朗吉努斯的崇高理论与古典主义

公元四世纪前期,西方经历了“同希腊化”阶段,罗马统治下的很多地区的文化教育以及语言都是希腊的,所以罗马顺理接受了希腊的文艺,因此古典主义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公元三世纪的修辞学家朗吉努斯经典的美学论著《论崇高》就是一部古典主义理论专著,他在书中引导当时的文学家向古人学习,强调学习古人伟大作品中的“崇高”风格,他围绕着五个方面阐述了“崇高”的因素,并且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与自然的关系、古典主义创作方法技巧等方面阐述了古典主义的“崇高”品质.朗吉努斯使得“崇高”作为美学范畴,引发了后世哲学家的不断发展和探索,尤其对18世纪新古典主义以及新古典主义集大成者布瓦罗影响深远,为18世纪古典主义埋下了美学的种子.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     

班固笔下的屈原

班固３０岁以前，精读《离骚》，得其神韵，著作《离骚经章句》一卷，称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这是班固的基本观点。４５岁后将其献上时，增写后序一篇，猛批刘安，对屈原亦颇有微词。两序的差异，主要是作者生存状态的变化所致，但不足以动摇其基本观点     

从文本视角探析《招魂》的作者

《招魂》的作者主要有屈原和宋玉两说。从《招魂》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巫术风气、文章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作者写作时的取材范围以及行文时所用的人称习惯和作《招魂》的人应该具备的品行着手,并重点与《离骚》和《九辩》相比较,同时结合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论证《招魂》更应该是屈原所作。     

神女浪漫爱情文学之分析—屈原《九歌》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一部《离骚》成就了他“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旷世英名,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刨作的楚辞体作品中,《离骚》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者,此外,“绮靡以伤情”的就是《九歌》。在《九歌》中,屈原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动人的传说、优美的景色、迷离的意境糅合在一起,深情描绘了楚地神女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开创了富有楚地文学特色的神女爱情模式。本文对屈原《九歌》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了分析。     

公义的审判：《离骚》与《约伯记》主题再比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前后,日本学者三泽铃尔称＂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的＂屈原否定论＂一出,即在我国楚辞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学者们大多从屈原及其作品的不容否定出发,对其进行了批驳。本文舍却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从约伯和《离骚》抒情主人公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角度出发,对两篇巨著的主题进行再比较,认为《约伯记》和《离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同者为约伯和屈原都怀揣着对人间绝对公义的执着追求;所异者为在这种追求遇阻之时,约伯最终为自己找到了现世的出口,屈原却只能以毁灭肉身来抵达精神的彼岸,希求在另一个精神天国中去实现自己的人间理想。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审美·道德·崇高——康德崇高理论的移情论阐释

康德美学有“崇高”与“美”两个重要的概念。在崇高感产生过程中,康德从情感状态出发,认为崇高与美有着内在的对立,将崇高定义为主客体之间的冲突感,这就阻塞了崇高感通向美感的道路;但康德提出了一种道德情感来解释崇高感的形成,运用利普斯的移情论美学,将道德情感扩展为一种伦理价值,将移情发展为一种具体的审美机制,既能以人格价值连接起崇高和美,也能够赋予崇高判断普遍可传达性,从而拓宽崇高的内涵。     

意:要在有无之间--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独特追求

意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但这个意要在无意之中求得.故有意无意之间就成为作品的一种至高境界,也是中国古人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特追求.     

试论席勒对康德崇高观的继承与超越

崇高思想是席勒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席勒对康德崇高思想的继承主要在于对主体性原则的发挥,这也是席勒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席勒对康德思想的超越主要在三个方面:将崇高导入客观化方向;将崇高与审美教育结合起来,成为美育最重要的一环;悲剧性与崇高的成功结合拓展了崇高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当代电视艺术中的崇高美

作为对审美意义和生存意义的揭示，“崇高”历来是一种重要的审美形态。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电视剧对崇高美的追求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崇高美的形式主要体现在悲剧性以及壮美式上。文章最后阐释了中国当代电视剧崇高美的社会意义。     

论陈白沙的文论倾向和山林散文艺术——从陈白沙"自然"、"自得"说谈起

陈白沙是明代散文史上“独立派”的代表之一。他的山林散文具有超卓不凡的识见美、激扬自我的健逸美、“自然”、“自得”、“不待安排”的文境美和朴率、简易的语词美。其艺术美的形成 ,与其特有的文论观和审美取向有关。而其文论观和审美取向的理论基石 ,是陈白沙“以自然为宗而要归于自得”的心学。     

乾嘉扬州学派与《镜花缘》

清中叶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学者大致可分为纯考据派和通经明理派两类 ,通经明理派在重视音训考据的同时 ,也着力批判封建道德和程朱理学。李汝珍与扬州学派的学者有广泛的联系 ,《镜花缘》中以学问为小说的特征和反封建、反理学的思想倾向 ,都与作者李汝珍受扬州学派影响有关     

论崇高在音乐审美教育中的作用

崇高是比优美更壮丽、更复杂、更深刻的审美范畴,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以力量与气势取胜的美。崇高的审美理想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巨大的感染力,更易激起人们追求美、创造美的热情,因而在音乐美育中,要重视崇高审美教育,它对于培养和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爱国主义情操具有重要的作用。     

《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现代绎说

刘勰结合列于《文心雕龙》总论的《辨骚》篇及其有关篇章 ,以屈原《离骚》等楚辞为典范 ,提出了文学创作中“执正驭奇”的“奇正”美学观 ,“酌奇而不失其正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 ,以及“取熔经意 ,亦自铸伟辞”的继承与创新的通变观 ,确立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南齐帝王与永明文学

南朝文学从元嘉到永明,是一个大的转关,其间南齐帝王的文化政策及个人的文学习尚,都对永明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南齐除竟陵王萧子良之外的高帝、武帝、萧嶷和萧长懋对永明文学发展有颇重要的贡献,由高帝的崇尚雅正、武帝对《西曲歌》在南朝影响的扩大、萧嶷的处世风范以及萧长懋对前代文人文集的组织编定,他们各自在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共同促成了永明文学的繁荣,使永明文人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从事文学活动,“永明体”也因之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