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本还是情本?——关于中国诗学批评一个基本理念的辨析

情本是笔者针对于德本而提出的一个中国诗学批评观念,建构于道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上的德本诗学观,是传统诗学批评的核心理念.但抒情性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诗歌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情为本,有关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根本体认,关涉新时期诗学批评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视角,意义重大.我们认为:诗本根于情性,性情、情志本为一体.原典儒学就有“道始于情”观念,故情实质上是处于一个本根的地位.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坛

李梦阳与明代中州诗人有着密切交往,他对中州诗坛的诗风走向有着引导和影响之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正面引导中州诗人诗学复古;二是在李梦阳因拘泥体裁法度而陷于模拟之弊的负面刺激下,中州诗人对其思想进行反思,形成以道为本、肯定自然诗风、强调自抒性情的诗学观,努力修正复古运动后期出现的偏差。     

论汉晋间“诗缘事”说的形成与消解

两汉诗论家在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民歌的总结中提出了"诗缘事"说,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并在汉魏之际成为有影响力的诗学主张。但在魏晋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缘事"说不断消解,"诗缘情"的诗学观念逐渐形成,伴随着创作实践和文论建构同步繁荣,最终形成了中国诗歌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的特征。     

论燕赵文化视阈中的河朔诗派

河朔诗派是明清鼎革之际崛起于燕赵大地的诗歌流派。燕赵大地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多彩的自然景观所构成的统一的文化环境,孕育了河朔诗派的诗歌情怀,确立了河朔诗派的诗歌生命基调,熔铸了该诗派愤激而和平的诗学特征,使其以独特而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清初北方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     

论明清之际宗唐派诗歌选本对七子诗学的继承与修正

明清之际,在诗坛占有重要地位的云间派、西泠派均在诗学主张上皈依明代七子派,推尊汉魏盛唐之诗。其流派选本《云间棠溪诗选》和《西陵十子诗选》在诗学倾向上一方面秉承前后七子之衣钵,一方面也对七子派的诗学传统加以修正,开启了清初宗唐派诗选本的序幕。此外,尚有吴伟业编选的娄东派诗选本《太仓十子诗选》、魏耕所辑全国性诗选本《今诗粹》等,其诗学倾向上也是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批判性继承。由此我们认为,从诗歌选本角度审视明清之际诗坛对明代七子诗学的接受情况,也是一种省察清初诗学风尚的有效途径。     

儒学诗教与诗歌典范的选取: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徂徕派诗学略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日本徂徕诗派的诗学认识、诗歌理想、诗歌特点及诗学本质.在诗学认识上,徂徕派“主情”,反对以意为诗,非常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但认为诗歌情感应当受到儒家诗教的节制.徂徕派的诗学理想则是盛唐格调诗歌,追求格调健康、情感丰富、表现典雅.     

"声情"辨--对一个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的研究

本文从王夫之在三本诗选中评诗用“声情”达二十余次这一基本诗学文献事实出发 ,力图对“声情”范畴作文化语言哲学的阐释。作为与“辞情”相对的“形式情绪” ,“声情”既体现了诗歌声韵在形式功能上的表现性或情感性 (音可显情 ) ,也体现了诗歌语言在情感表现方式上的形式性 (情以音生 ) ,从而最终昭示了诗歌的表现性与形式性的高度统一。置于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中 ,“声情”是堪与“意象”相提并论的重要诗学范畴。     

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

清初诗学在清算明代诗学的流弊中完成自身的理论建设,在批判明代诗学中确立自己的创作理念。这一过程,涉及伦理秩序的重建、风格典范的确立、创作理念的更新以及知识谱系的调整等多重问题,而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建构始终是诗学关注的焦点。明清之交大量的诗学文献表明,清初诗学是沿着这一理路展开的:重倡“诗教”以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重构诗歌传统以拓展诗史视野,标举“真诗”以明确创作理念,原本学问以安顿诗学的知识基础。清初诗学形成的诗教中心观念、对传统的开放态度、崇尚“真诗”和以学问为本的创作理念,后来成为贯穿清代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构成清代诗歌史区别于前代的内在统一性。     

王士祯诗学情感论的实质

清初,王士祯巳被誉诗坛“一代之宗”。然而对于王士祯的诗学,自他在世之际始,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试图将王士祯诗学中的审美情感理论,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诗学的背景下,作些剖析及探讨,以便进一步阐清王士祯诗学中审美情感理论的实质及价值。“诗缘情”——一个古老命题的新解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唐代灿烂高峰之后,几乎一去不复返地走上了下坡路:宋诗欲在唐诗之外另辟蹊径,结果却以学为诗,以理为诗,用抽象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明诗     

论《诗大序》"情志"说对千年词学的辐射

我国第一篇诗学专论《诗大序》,在总结先秦儒家诗学的基础上首创了“情志”说。这一理论光源在煌煌普照诗学领域的同时,对千年词学亦产生了强烈辐射,由此引发了长期纷争不息的“情志”冲突。历代词学家或主张“缘情”,或主张“言志”,或主张“情志”统一。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探索,终于调和了“情”与“志”这一对词学矛盾,最后为词体文学作出了恰当的定体定位,使词成为以“缘情”之体貌蕴含“言志”之内核的复合体,从而在文坛上与诗歌并驾齐驱,相映生辉。     

陈确研究综述

陈确1604—1677)字乾初,是明代“最后一位理学大家”刘宗周的弟子,他生活在明末清初易主鼎革的大变动时期,通过批判明末王学偏执于形上思辨的玄虚之弊,自觉地倡导弃“虚”蹈“实”的新学理,成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之重要组成部分。陈确虽然学出王门,但自称“素不喜理学”而对程朱陆王批评甚厉,所著《大学辨》、《瞽言》、《葬书》等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震撼一时。其中《大学辨》以辨伪为特色,考证《大学》并非孔子、曾子之书,驳斥其“知止”之说,不仅是对宋明理学诸派立论相争之根基的彻底瓦解,也可看作是对宋明以来有关《…     

船山诗学中的声律观

王船山非常重视声律对形成诗歌音乐美的重要作用,但他认为“律不可以死法求”,格律诗的平仄律更是不可过于拘泥,而应“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这一思想是对明代诗学复古思潮中格调论的批判。体现了古典诗学向传统的情志论的回归。     

方以智诗学思想新论

方以智在明清之际诗学嬗变中有重要作用,其诗学也长期受人关注.然而仍有一些重要思想为学界所忽视.方以智被学界忽视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肯定变诗的价值与地位,尤其是肯定盛世变诗的意义;重视诗歌的声律,认为声音可以通于诗之神;重视取法于前人,但同时要超越于前人之成法.他还以为,诗歌的情感只有达到能使人为之生、为之死的程度,才能感动读者,但不要沉溺于情感而不可自拔,要能够节制自己的情感.他的这些见解多有深刻的辩证性,不仅是对传统诗论的反思,而且大都伴随着对明代主要文学现象台阁体、七子派、公安派、竞陵派等经验的总结,有的思想还直接开启了清代桐城派的重要文论.其在思维方式上则能够兼综百家,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明代文坛门户纷争的恶习.对这些诗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方以智诗学思想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及明末清初文学思想的嬗变均有重要意义.     

从《四溟诗话》看谢榛的诗歌审美意象论

审美意象是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它强调在心灵的生命体验中,熔铸成心与物、情与景妙合无垠的诗歌境界.谢榛作为明代杰出的诗歌美学家,在<四溟诗话>中阐述了诗歌审美意象的生成、审美意象的结构、审美意象的特性等,为中国古典诗歌审美意象论作了新的诠释.     

论皎然的"作用"说

皎然非常重视诗歌创作思维活动,借佛教术语称之为“作用”。作用在佛学中代指思维活动,而在诗歌创作中指能动的、艰苦的、深奥的创造性思维。皎然认为,浑然天成的诗歌境界必须通过至难至险的艺术创作思维活动来实现,这种艺术思维并不是拘泥于字句苦吟,而是要造成诗歌内在开阖动荡之势,“逸”正是作用运思中的自由和超越;作用与感兴不同,诗歌意境不是感兴的产物,而是作用的结果;皎然对诗歌史的描述也是以作用为线索来显现其演变轨迹的。“作用”说是皎然诗论的一个核心范畴,深刻体现着皎然诗学思想的特殊价值。     

从易堂九子的古文复古理论看清初文章之取径

作为清初著名的一个文人团体,以魏禧为首的易堂九子对明代文坛积弊进行了深刻反思,重倡复古,以正文风.在理论上,他们对明代秦汉派与唐宋派进行了整合,主张打破门户之见,由唐宋上追秦汉,而这正是清初文章复古的主流思想,在明清之际文风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学界在论及清初文章之取径时,大抵认为以唐宋八家为独宗,这实与事实不符.     

关于易堂九子立言主体性之考察

明末清初易堂九子将立言置于"三不朽"秩序中重新审视,提出"文以意为主"的判断。"意"是作者与世界经世关系的界定,是对事实和历史经验的判断。意的提炼要求"积理"与"练识"。易堂九子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待文学与道学,立言干预时政,纠正道学之弊,要求文学与经世的合一。易堂强调立言的主体性,价值取向上认同"志士之文"。     

感兴诗歌的创作模式和审美理想

感兴是中国古典美学、诗学的重要范畴,它是中国古典诗歌发生模式的一种,以审美主客体相触瞬间达到和谐交融、物我同一,进而产生创作灵感,形成以文学意象为特征而区别于哲理诗、叙事诗的抒情模式,它的创作分审美感知及审美兴发两个阶段,感兴诗歌以追求形神兼备、含蓄...     

论李流芳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

晚明嘉定著名文人李流芳论诗以情性为本位,重视诗歌艺术形式的功能价值,这两方面共同构成其主情论诗学思想的主体.基于此,他还提出了"各成其一家"、"画会之诗总不似"等诗学见解.在与公安派、竟陵派人物交游的背景下,李流芳论诗既与公安、竞陵相类,又通过客观意义上的对明代诗学资源的批判性继承纠补了二派诗学的缺失,由此显示出不激不偏而又特立鲜明的诗学立场及人格范型,这便是李流芳诗学思想的文学批评史意义之所在.     

《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