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宁乡话处置式

湖南宁乡话处置式标记有三个：“捉哒”“拿哒”“拿得”。宁乡话处置式的基本结构是“A捉哒/拿哒/拿得B＋动词＋宾语/补语”;宁乡话处置式的语法意义是表示主观处置,说话人移情于一个处置事件的参与者。宁乡话处置标记是抓握类动词和给予类动词虚化而来的。     

一百多年前新界客家方言的体标记"开"和"里"

根据巴色会于1879年编写出版的客家方言课本《启蒙浅学》,讨论一百多年前香港新界一带客家方言中的完成体标记“开”和“里”。“开”从趋向动词开始,经过“唯补词”的阶段,逐渐虚化成一个体标记;“里”则是一个虚化得比较彻底的纯体标记,其来源尚不清楚。“开”和“里”在句法位置上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在语法功能上既有交叉又有分工。     

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

通过问卷调查、模拟情景调查和语料库搜索等手段,调查分析了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的变异.结果显示广州人最常用“VCO+但”的形式；“VCO”式常用度排行第二,说明在不用“佢”的情况下,VO语序的“VCO”式仍是表示处置义的优选句式；“‘将’字句+佢”排第三；“将”字句排最后,是广州人说得最少的形式.结果反映出广州话典型狭义处置句依然是方言特征明显的形式占优,未有出现向普通话真正靠拢的趋势.语料库搜索到的语料还证明不管是“‘将’字句+但”还是“将”字句都常见于谈论时政类话题的话语当中.     

晚清教案处置的职能实施主体与决策机制

教案处置是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繁难政务,尽管因事涉外交受制于外国,但就清方而言毕竟也有其处置上的职能实施主体(相关机构及职官),有其一定的决策机制和办理程序.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属中央的负责机关;地方上各级官署之外,还需特别注意到省区的“委审局”、“教案局”、“洋务局”之类的相关职能性办事机构.教案处置具体情况复杂,除明了在当时特定政治体制下,有与其他方面政务处置程序上的某些一般仿同性之外,也需体察基于外国制约等因素而致的特别局面和微妙情节.     

广东信宜粤方言完成体标记“开”的多功能性及其探源

信宜粤方言存在完成体标记“开”,置于动词后,表示动作的完成,但是现代广州话用“开”表示始续体。结合语法化理论方法,通过与现代广州话、北流话、早期粤、客方言以及信宜周边客家方言的比较,“开”语素具有动词、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完成体标记、持续体标记、惯常体标记等多功能,是方言接触形成的一项区域性语法特征。     

客家移民和客家方言在赣东北的流播

赣东北客家由明清以来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迁来的移民定居而形成,分“汀州人”、“广东人”和“赣州人”3支,分布在7个县市区的300余个自然村。赣东北目前通行的客家方言有“汀州话”和“广东话”2支。赣东北客家方言正处于衰颓演变过程并将最终消失,赣东北客家及其文化将融入赣东北主流的本地文化之中。对赣东北客家方言的调查研究具有紧迫性和多方面的意义。     

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对地方国有企业金融债权浅析--以泰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瑞达玻璃厂贷款债权为例

本文通过泰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瑞达玻璃厂贷款债权案例的分析,展现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其对地方国有企业的金融债权过程中存在的四大利益相关者--债权人、地方政府(债务人)、企业职工、投资者的关系;作者对四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目标和力量作出了简要分析,并认为必须将这四股力量纳入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企业贷款债权的思维框架中才能在现实条件下取得良好的处置效果.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客家方言"粄"类词与客家民俗

"板"是客家方言的特色词.在各地客家方言中,其使用有较大程度的一致性和丰富性,对外则显示出较强的排他性.本文主要从客家方言丰富多彩的"粄"类词透视客家的民俗风情.全文分四部分:一、客家方言"粄"的独特性;二、客家方言"粄"的一致性;三、客家方言"粄"的丰富性;四、"粄"与客家的民俗风情.     

保持党的纯洁性视阈下对处置不合格党员的调查与思考--以山东省寿光市为例

处置不合格党员的主要难点在于认定难和处置难。通过剖析“两难”问题产生的原因,结合寿光市在解决“两难”问题的实践和取得的成效,提出从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处置工作条例、转变思想观念、营造有利于处置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推进处置工作的制度创新、相信和依靠群众、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     

论基于语言类型的句类标记的层级性——以英汉朝疑问句句类标记为例

“层级性”是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语言的层级性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语言单位的纵向关系,而且可以用来解释语言单位标记的双重层级性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疑问句类标记的双重层级性最为明显,表“疑”的内容标记与传“问”的形式标记各具层级性特征.这是英汉朝三种类型语言间的共性.三种语言间的不同点体现在表“疑”的内容标记与传“问”的形式标记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上.这为三种语言疑问句式的生成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有关汉语处置句是否是逆动句的再讨论

汉语处置句不同于Inuit语的逆动句式,处置句中"把"的宾语是基础生成的,并非由后续实意动词移位的结果,不存在宾语降级现象,故不可以被定义为逆动句.处置句同逆动句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二者的主宾语同被动呈逆向分布.处置句可被分为处置意处置句和影响意处置句,前者可进一步分为打击意及安置意句式.处置句内部有题元角色的重要性差...     

客家方言的分布和主要特点

客家方言又称“客家话”、或“客话”,个别地方也称“(亻厓)话”、“麻介话”、“新民话”、“土广东话”。它是汉语七大方言中内部比较一致的一个方言。通行地域:客家方言主要通行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台湾境内和四川湖南部分地     

涟源方言处置句中主语述语间两项介词短语的同现

涟源方言的处置句中有多项介词短语位于主语和述语之间.与表处王的介词短语同现的其他介词短语应该遵守语义次序规律,并受一定的因素制约.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存在的风险及法律对策

不良资产的处置是解决目前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提高资产处置效率与现金回收率的迫切要求和现实需要,但是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必须防范其法律风险的产生和蔓延.因此,应在立法层面上确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科学理念,构建科学的风险防范法律体系,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     

珠江三角洲粤方言常用词述略

一众所周知,珠江三角洲方言以粤方言为主,1986年—1987年,我们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组对珠江三角洲的23个县(市)及香港、澳门地区的方言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发现除了惠州市主要通行客家方言,深圳市和从化县、增城县粤方言与客家方言各有通行地域,中山市则不同地区分别通行粤、闽、客家方言以外,其余各县(市)和香港、澳门地区基本上都通行粤方言。通常人们把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香港、澳门)看作是粤方言的主要“领地”,或者说是粤方言的“心脏地带”,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公职人员洗钱行为分析及其洗钱罪内涵探究

在对国际公约、国内外洗钱罪定义进行法律概念对比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发现我国现有的洗钱罪定义无法判定和识别不法公职人员上游经济犯罪后的下游洗钱行为。针对该问题,提出了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即“不法公职人员通过上游经济犯罪获得非法资产,掩饰、隐瞒其真实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看似合法化的过程”。利用该狭义定义,将公职人员非法资产处置方式重新划分,最后从狭义公职人员洗钱罪定义入手完善法律制度;控制上游经济犯罪,遏制下游非法资产处置;加强监管与舆论警示,重点打击资金外逃转移三个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论党内监督执纪中违纪线索移送与处置的应然限度——以国家监察的处置衔接为视角

监察立案与党纪审查因“党政合署”而存在线索处置上的程序重合,党纪审查部门对应的违纪线索处置权限,可作为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前置。在纪法衔接过程中,以党内法规为指引的党纪审查与以《监察法》为依据的监察调查在线索的取得方式、移送和管理上应作必要界分,明晰不同案件在党纪审查与监察调查阶段的内部分工差异。以比例原则为考量,违纪线索的处置权限与规制效果应符合程序相称性原理。从线索来源的信息评估层面出发,违纪线索的评估应建构科学合理的量化体系。对于违纪线索的处置应依照情报要素界分线索来源可靠性的不同类型,明确党内监督保障法规的执行依据。对于违法犯罪线索的处置,党纪部门在参考线索评估量化结果的同时应辨明“移送处置”与“暂存待查”的适用界限。     

"以字句"略论

“以字句”,有的学者认为是处置式,也有的学者持反对意见。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字句”的性质及前人与此有关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生命至上：处置劫持人质案件的基本理念

处置劫持人质案件，应当摒弃“以暴制暴”，这种不合时宜的处置理念，确立“生命至上”的处置理念。这一理念要求在处置活动中必须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包括人质、行动区域内的人民群众、参战民警的生命安全。在一定条件下，还包括保全劫持者的生命。零伤亡的处置效果是“生命至上”理念最充分的体现。为争取零伤亡的处置效果。必须把与劫持者谈判作为首选的处置措施。反劫持谈判所表达的是警方和政府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包括对劫持者生命的尊重。在劫持人质案件的处置活动中贯彻生命至上理念，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对警方依法、有效地履行职责的必然要求，在劫持人质案件处置活动中确立这一理念，将大大降低这类案件的处置成本，提高处置活动的人性化水平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