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拟骚诗对屈骚主题的重现与衍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传述之作,再现和揭示了屈骚部分思想主题及艺术蕴涵,然受时代思潮、个人经历、思想情感的影响,发生了表现重心与格调的衍变.拟骚诗对屈骚的解读与楚辞评论共同深化了汉代楚辞接受.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模拟中的解释: 论《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拟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许多汉人模拟屈骚的作品,这些拟作在艺术水准上与屈骚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楚辞章句>的编纂者将它们收入,符合汉代经学的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是,这些拟作体现了汉人对屈骚的理解,其中一批作品将屈原塑造成为正道直行、眷恋故国的道德楷模,这批作品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被结集,流传至东汉,王逸对其进行了修订增扩,最终形成了<楚辞章句>这部楚辞学最重要的选本.这个选本广泛流传,它的阐释倾向抑制了对屈骚的其他理解,深刻影响了从汉代至今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并最终完成屈原和楚辞的经典化塑造.     

屈骚、巫神与宗教迷狂

屈原是上古巫文化时代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带有深重的巫文化印迹。但从汉代来以文入学者多按儒家传统注解屈骚,在研究方法上多囿于考释。时至今日,在一般人心目中,屈原是一个竭忠事君的伟大爱国者,一个没有男女情欲的庄严偶像。屈骚中的“巫迹”被曲意淡化,甚至完全抹杀了。本文拟从巫文化角度重新对屈骚加以评价和解释,尽力恢复屈原和《离骚》的本来面目。     

汉代拟骚诗产生与兴盛的原因

屈原作品(简称屈骚)问世以后,影响所至,不仅同时代的宋玉、唐勒、景差等相率模仿,创作出一批骚体诗,使其与屈骚一起被后世统称为“楚辞”,而且这种影响波及两汉,使两汉文坛辞赋风靡。这里,在追溯和探讨屈骚对汉代文学影响时,人们往往比较注意赋的产生与兴盛,却忽略了汉代诗坛上曾经一度兴盛的文人诗——极度模拟屈骚而生的拟骚诗。一方面,两汉文坛上诗歌创作是不景气的,除了乐府民歌外,文人诗无论数量与质量均不甚高,这同文人们由于社会因素影响而大量创制赋有密切关系;另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拟骚诗的创作并不寂寞,至少从现存资料可知,当时一批较有影响的文人大多都有作品问世,计如:贾谊《惜誓》、淮南子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王     

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与修复

宋代儒学的全面复兴,使屈骚精神中不合儒学《中庸》的言行受到贬议,从而表现出屈骚精神在宋代的缺失;而宋代朋党之争造成的处穷群体的存在,又使宋人对屈骚精神的政治与社会价值产生认同,从而使屈骚精神得以修复。文化与政治的合力使宋人在对屈骚精神排斥与吸纳的过程中,又对屈骚精神进行了重新建构,使屈骚精神在宋代适应了儒家文化的要求与宋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表现出宋代的特征。     

是模拟之作还是解读之文──《楚辞》中四篇汉人作品的性质归属质疑

一般认为,《楚辞》中的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这四篇汉人作品是纯粹的对屈骚的模拟之作,内容空洞,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本文通过对汉人这四篇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写作体例等问题的考察分析,认为此四篇作品并非传统理解的是对屈骚的单纯模拟之作,而是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作,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屈原的文学性评传。它们是汉代极值得重视的评论楚辞的文献资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     

屈骚艺术特质发微──兼论屈原艺术思维的独创性

任何作品都是艺术思维的外化形式。因此，对屈骚艺术特质的把握，必须从这一角度入手。屈骚的艺术特质──富有表现力的意象群，对巫术形式的自觉运用，对神话内容的大胆改写，象征系统的创立──正是屈原卓绝千古的艺术思维生成外化的结果。对屈原作品的解读，也不能脱离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某些令人深感困惑的理解上的偏差。     

论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

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具有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从多样性与丰富性来看,骚体诗可归结为帝王之歌、臣子之歌、隐士之歌、文人才女之歌以及远嫁异域女子之悲歌,它们虽在总体上承袭了屈骚“主悲”的情感基调,但由于诗人各自身份地位、人生遭遇不同,因此,诗中情感极富变化,极具有个性色彩。从艺术性来看,汉代骚体诗打破了楚骚固有的表现模式,根据诗情表现的需要,灵活决定诗体形式,句式灵活多变,格调呈现多重意蕴。骚体诗以其情感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证明了它是汉代抒情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论屈骚中的巫文化语言密码

楚国“信巫而好祀”，研究屈骚及屈原其人，在那个巫史并峙于朝的历史区间，实在不应该谈巫色变，排斥那个时代的巫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巫、巫官有其特定的语言，巫文化有其恒绵的内蕴和广袤的氛围。当我们穿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隧道，再审读屈骚的瑰丽伟辞时，就会发现在屈骚中缀满了巫文化的语言密码，就会产生一种清醒的理念：屈骚是屈原在南楚巫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天才艺术的再创造。     

屈骚精神亘古常新

先觉者、奋斗者的孤独感、危机感,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的基调与主旋律,也正是"屈骚精神"的魅力之所在.如何认识、评价屈骚精神,我认为以下几点是不可少的:一、美政理想;二、特立独行;三、爱国情怀;四、历史影响.总之,把两千年间不绝如缕的屈骚精神、屈骚传统诠释明白,条理出经验和教训,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参照和借鉴,应该是21世纪中国楚辞研究界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汉代海盗与沿海社会治安管理

海盗活动与社会环境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既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也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汉代海盗的活动对沿海地区郡县统治秩序产生了较大冲击,也对汉代沿海地区的乡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为此,汉代(主要是东汉)各级政府针对海盗侵袭采取了一系列社会治安措施。汉代各级政府针对海盗所进行的社会治安尚不完全属于打黑除恶范畴,就总体而言,仍然属于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汉代特殊的一段社会治安史。     

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

这是作者从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角度研究屈原的系列论文之一。全部屈骚，是屈原不同时期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的审美物化形态。而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系统。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发展轨迹，则不仅有助于科学判定屈原作品的特定序位，判断其创作时间及它们各自在屈骚整体中的位置，而且有助于全方位认识屈骚的创作个性。基于这种动态的考察，本文将屈原创作分为两朝、三期、五个阶段这三个层次。屈原的创作是以《桔颂》为发轫的。其中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其句式、结构、象征手法，都发轫于此而贯穿了屈原创作的始终。《桔颂》清新丽朗的风格，则正体现初期创作特点，与昂扬奋发时期的心态相适应。《惜诵》是屈原早期创作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屈骚个性化的抒情诗从《惜诵》开始，是屈原第一首辩诬抒愤之作，更鲜明体现了屈骚本色。《桔颂》、《惜诵》都奠定了屈骚艺术个性的因子，为以后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的创作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根基     

船山道注与刘安道注

还没有人区分楚辞注释为道注与儒注。本文认为,屈骚原本是道家的文学经典,刘安《离骚传》即为道注。王逸《楚辞章句》为儒注。王船山以道注骚,实际上是杂儒道二家之注。     

从《二年律令》论汉代"孝亲"的法律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亲”在今天看来主要属于家庭伦理道德范畴,但在汉代更属于国家政治和法律问题。汉代对孝的特殊重视有其特殊的原因,即“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在汉代不孝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不孝之人的惩处也非常严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提供了这种处罚不孝的原始法律条文。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屈骚意象论

《诗经》与屈骚是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它们以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诗歌创作的艺术表现,奠定了我国诗学的基础.其中,诗歌意象的建树,对后世影响甚大.这里,拟对屈骚意象的内涵作一初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