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体”与“知”

杜维明的体知概念包括伦理之知,体知责任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体知责任在认识层面上表现为“负何责”的问题,即人是如何体知到伦理责任的?梁漱溟和列维纳斯提出了“理性”和“欲求”两种体知责任的方式。体知责任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如何负责”的问题。责任的践履不是现成的,而是在伦理情境中生成的。上述两个话题都涉及到“负责为何”的根本性问题。在人际关系中体知责任是人的存在获得统一性和责任主体得以确立的保证。从尊重或敬重等不同的路径来体知责任进而塑造责任主体本身就是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     

行业协会治理对平台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的影响

平台企业履行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ICR）不仅是净化我国网络空间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网络强国战略、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举措。利用2013—2020年A股上市平台企业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加入行业协会对平台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可以显著促进其履行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且行业协会对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支持度越大,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得越好;行业协会对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事前支持行为与事后激励行为是行业协会影响平台企业ICR履行的主要路径,但事前支持行为与事后激励行为对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影响效果呈现异质性。平台企业政治关联关系负向调节行业协会对平台企业ICR履行的促进作用。     

刑事合规出罪功能的比较考察与中国路径

以合规为企业出罪事由的刑事法律制度,可以分为事前合规实体出罪和事后合规程序出罪两种。以企业犯罪暂缓起诉制度为核心的事后合规程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均具有出罪功能,但各国对是否还应确立事前合规无罪抗辩制度存在分歧。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开启事后合规程序出罪的本土化探索,在建立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以企业与责任人分离追诉为基础,构筑以立法权和行政权限制检察官裁量权的制度。基于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在犯罪预防功能方面的互补性,应在“集体决策责任论”中纳入以事前合规为由判定企业无罪的法解释空间。在合规双重出罪模式的司法保障下,扩张企业犯罪圈和增设强制合规义务可以成为治理企业犯罪的有效立法手段。     

论公共政策的"价值失范"

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政策总是建构在一个价值判断前提之上,即公共政策必然是符合政府的宗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背离了该价值判断前提,就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失范”。公共政策价值失范主要表现为政策制订者的价值失范、政策内容的价值失范和政策执行的价值失范。通过“利益追问”确定谁是公共政策“利益的最大化”的获得者可以准确地判断公共政策是否价值失范。必须通过扩大公共政策事前评估的参与程度和严格事后责任追究制来预防公共政策的价值失范。     

领导责任的法律分析——基于董事注意义务的视角

在党的纪律条例和行政法规之中,领导责任是问责制的核心组成部分。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相对,在事故发生之后,如何确定非直接的领导责任,在现行的理论中并没有得到阐释。从目前的规则和实施来看,领导责任不仅属于政治责任,而且也是法律责任,是对由于懈怠和不作为,和事故之间存在“非直接因果关系”的一种新型责任。公法上并不存在着“非直接责任”的司法审查,而私法的侵权模式也不能通过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进行审查,由此,领导责任类似于公司法的“督导系统”的责任,包括“红色警报”和“警察巡逻”的事前义务,以及作为免责事由的“业务判断规则”。同时,责任追究和组织的激励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政府组织的公共性也要求有更广泛的免责事由,相对于此,现有的领导责任问责制有改进的必要。     

试论政府责任及其实现途径

在权力—代理关系和权责一致原则理论基石上建立起来的＂政府责任＂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其体系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其他责任。之所以提出其他责任,是因为政府责任是不断发展的、非闭合性的体系,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适时补充新的内容,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政府责任,只有这样政府责任体系才能不断趋于完善,才能更好地指导政府自身建设的进行。     

论运动员脑损伤救济制度的完善

体育运动存在固有的伤病风险,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期间受伤,一般通过以劳动合同为主要内容的现有救济制度获得救济。但因脑损伤的特殊性,导致当前运动员脑损伤救济制度还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劳动合同所提供的保障内容不覆盖脑损伤产生的医疗成本,二是运动员被排除在工伤救济体系之外,三是体育组织和体育俱乐部利用劳动仲裁排斥侵权之诉逃避应有责任,四是通过司法途径达成的和解方案不具可持续性。通过对当前运动员脑损伤救济制度的分析发现,当前救济内容主要是以事后救济为主且救济内容缺乏,而针对事前救济的内容则几乎很少。因此,应从事前救济和事后救济两方面同时着手,既能在事前最大限度地预防脑损伤的发生,又能在事后运动员已遭受脑损伤的情形下提供相对完善的医疗保障服务,并对故意造成运动员脑损伤的个人和实体进行相应的惩戒。具体来说,事前救济应加强监管,确保“行业自律”目标的实现;事后救济应明确运动员劳动者身份,完善社会补偿制度保障运动员基本生活和人格尊严,并通过第三人侵害债权之诉维护运动员合法权益。     

会计目标：决策有用与受托责任——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会计目标在会计界一直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受托责任学派认为会计目标就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决策有用学派认为会计目标是向债权人、潜在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及类似决策的会计信息。融合理论认为会计目标在于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表现在有助于经济决策和反映受托经营责任两个方面,会计信息系统是会计信息生成系统和会计信息分析利用系统的有机统一。本文在两者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决策有用性”和“报告受托责任”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报告受托责任”是“决策有用性”的一部分。     

从“企业社会责任”到“企业公民”

“:企业社会责任”是内涵于企业的一种组织存在、过程性存在、设定性存在的客观要求,是企业本身内蕴的目的性所规定的价值诉求和应然结论。作为一个伦理学、社会文化学和法学范畴“,企业公民”较之于“企业社会责任”,在精神表达、行为展示和责任履行上更具有公民意味,也更符合企业的社会存在本质和存在特性。从公民的核心理念出发“,企业公民”责任的充分履行必然要求其权利的充分保障。“企业公民”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法制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求政府的积极有效参与。     

承诺、约定和责任

承诺是用以确定和调整交易主体间相互责任的一种社会行为,交易双方一旦承诺它就具有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力。具体说来承诺由约定和责任两要素组成:一方面交易主体在利益置换中通常表现为一种约定行为,或称形成契约的行为。约定行为的结果是双方的合意形成,称“合约”、“协议”、“契约”;另一方面交易主体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完全平等自由的利益主体,在交易活动中扮演着一身二任、一体二责的角色。因此遵守承诺就是遵守自己的约定和担当应尽的责任。     

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度之理性分析

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度需涵容于责任政府的理念之中,应是保障政府依法行政的根本制度,实施该制度的关键在于形成责、权、利协调机制,同时在于责任意识的培育。     

打破职责同构: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职责同构是当代中国纵向政府间的主要关系模式。纵向的、不同层级的政府在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形成了高度统一和雷同。相对于政府的经济、社会职能转变的不到位而言,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同构”关系模式已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困境的另一主要症结所在。因此,打破职责同构成为当前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一条新思路。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范围及规范设计

现代社会所讨论的公司社会责任的思潮,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关于公司和作为其受托人的管理者,是只对股东承担责任还是要对公司的所有利害关系人承担责任的论战。中外学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解和表述实质上都可以归纳为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上的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当中的一部分是法律调整的范围,且法律层面上的公司社会责任的高低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规范设计应采用分散型立法模式,法律规范中应运用倡导性、任意性和强行性三种规范类型。     

言说与责任：列维纳斯伦理观念刍议

“二战”以后,法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讨论如何建立新的伦理。在此背景下,列维纳斯提出以他者理论来重新认识言说、责任和主体。语言是自我和他者发生关系的主要场所,言说具有前本源性,是接近他者的运动。列维纳斯主张通过所说向言说还原的方式去认识言说的这种前本源性。在言说中,自我被暴露在他者面前,在对他者的回应中形成了责任关系。主体首先作为责任的承担者出现,其不仅要承担起自我的责任,还要承担起对他者的无限责任。这一思想是对近代哲学主体思想的一次批判,也是对伦理思想的一次重大的反思和重建。     

论教唆犯实行过限的罪责认定

实行过限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部分共同说为教唆犯实行过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被教唆犯实行过限的构成应具备主客观特征,即主观上被教唆人具有超出教唆内容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超出教唆范围的行为,时间上,教唆犯的实行过限须发生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对于教唆犯过限行为的刑事责任由实施该行为的被教唆人个人独自承担。     

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民法的归责原则 ,是构建整个民法内容和民事责任制度的关键 ,合理的归责原则体系一方面应充分体现民法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应体现民事责任制度的制裁、预防、补偿、保护权利等价值功能。我国民法的归责原则体系应由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组成     

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章认为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工作中应注意六个问题：一是要明确责任主体,注意解决“谁来决定责任追究”的问题;二是要明确责任追究的工作程序,注意解决纪检监察机关“单打一”的问题;三是要明确责任追究的内容,注意解决把责任制当做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筐”的问题;四是要科学把握责任追究的不同形式,注意解决责任追究形式运用不充分的问题;五是要明确责任追究的工作重点,注意解决责任追究工作的低层化倾向;六是要正确区分领导班子和领导班子成员,主要领导同志和分管领导同志的不同责任,注意解决责任追究不到位的问题。     

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刑事责任新论

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没有驾驶员操作的情形下，能够自主、安全地行驶车辆。对其交通肇事后刑事责任的分析应当区分为纯自动驾驶和有条件自动驾驶两种情形。纯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后，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不应当由车辆本身作为刑事责任主体，但由于此时的驾驶者相当于乘客的角色，自始不参与车辆操作，故而设计者成为责任主体，对于肇事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宜采用“可能性”的概率论。有条件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后由驾驶者作为主要的责任人，依据“合法则条件说”对肇事结果承担罪责，设计者、生产者或销售者依其预见可能性，在可能的范围内承担产品过失的罪责。     

“立人”: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的价值追求

“立人”是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家共同重视的核心问题,这是由中国现代历史的内在发展要求和审美活动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立人”呼唤具有新质的现代人格的出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而在中国特殊的现实语境中,又普遍存在着“情感教育”的不足,导致“人的素质”的欠缺,因此从“立人”的现实要求出发,在美学活动的规律制约下,重视“人”的美育教育及其情感教育就成为极其重要的内容。     

论构建技术主体伦理的原则及目标

在技术风险社会,技术主体在履行责任时往往会遇到伦理困境,所以技术主体伦理成为技术伦理的重要话题,它是对技术研发、运用以及运用后果等一系列技术过程中技术主体作用的伦理反思。文章分析了技术主体伦理构建的必要性：人与技术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增强技术主体道德责任的重要途径、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认为明确、可行、合理的技术主体伦理原则对于指导技术主体走出伦理困境极为重要。为此,提出几条原则：“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主体愿用（受用）”、“技术风险即命令”等,以期实现技术价值认同、技术灾难教育素质化及技术德性“经营”的目标,而构建技术主体伦理是真正有效解决技术伦理问题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