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

<正>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按照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一书中的说法,贡舶贸易,“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亦即合法的官方贸易;它确立于洪武间,永乐、宣德间臻于鼎盛,但正德之后就趋于衰微.商舶贸易,“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亦即私人贸易;在隆庆改元之前,这种贸易形式是非法的,受到明廷的禁止,但在此之后,开放海禁,这种贸易勃兴而居广州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隆庆改元为界标,把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洪武至隆庆改元,为贡舶贸易时期.后期:隆庆改元后至明终,为商舶贸易时期.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二大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两种形式的发展、内容、影响等问题.     

明代广东的造船业

关于明代广东造船业问题,迄今尚无专文论述。本文先追述明代之前广东造船业发展的大势,继而论述明代造船业的概况,最后探讨明代造船业发展大势改向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广东位于祖国的南陲,其东、南、西三面濒临南海,以南海与太平洋相接,又有海峡与印度洋相通。广东的大陆区内,有众多的河川,尤其珠江三角洲更是密集的河网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造船、航运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造船业的进步取决于社会航运业对船舶生产的需求。广东因渔猎活动的需要,古代便以造船业发达著称。蛰居广东的越人,自古就“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     

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初探

明朝的广东三十六行,它和以后清代的厂东洋行即十三行的产生及形成,有着历史的渊源联系。而关于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起源,中外学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然是一个是而未决的历史疑案。本文试就明朝广东三十六行的命名含义、行商数额及其与清初广东十三行的关系等方面作一初步探索。一明朝的海外贸易,私营的有“商舶”、“寇舶”,官营的有“贡舶”、“市舶”①。在明朝“海禁”开放以前,虽然私营的对外贸易从法定的意义上是被禁止的,但有明一代,却经常有内外私商违禁私自泛海贩易。所以,在明初,私营的对外贸易不仅存在,而且在与“海禁”政策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着。至于明朝官营的所谓“贡舶”、“市舶”的海外贸易,则实际上是一种“朝贡贸易”制度。《明史·食货志》说:“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     

明代广东三十六行新论

在有关明代海外贸易的论述中,人们往往提到广东三十六行。这条史料主要来自于周玄(日韦)的《泾林续记》,其载述如下: “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咽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而额外隐漏,所得不赀,     

明代广东农业的飞跃发展

<正> 宋元时期,广东的农业还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历史跨进明代,广东的农业出现了腾飞,和江浙一起.走在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前头.有明一代,广东农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农田水利的大量兴修;耕地面积的大量增加;耕作技术的改进和耕作制度的发展.而集中到一点则是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     

明代广东士绅的地方教化运动

明代广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与当时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同时也与当地士绅所开展的地方教化运动息息相关。本文考察了明代广东士绅的有关地方教化内容、途径、手段及影响,兼及探讨了当时广东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些问题。     

广东机电产品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调研与思考

作为广东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机电产品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市场挑战.针对市场激励自主创新的机制不健全、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及创建自主品牌的动力和实力、核心技术依赖进口且消化吸收能力不强、多数企业缺乏自有海外营销渠道等制约广东机电产品进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核心问题,明确政策导向和加大财政支持、加强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引进力度、拓宽品牌建设途径、实现产品竞争向品牌竞争的转变、加强海外营销网络的建设和完善中介服务体系等政策可很好地应对以上问题.     

鸦片战后至甲午战争前广东的对外贸易

<正> 鸦片战后,由于通商口岸不断增加,广州已失去独占海上对外贸易的地位,原通过广州进出口的商品逐步改由产地、消费地方附近口岸进出口,加上战争的影响,广东对外贸易一直衰退,至1864年,跌至最低谷.全省(广州、汕头)进口总值(不包括鸦片4241956元)仅有5679379元,为1837年的30.63%;出口总值9978747元,为1837年的27.66%.1864年以后,由于列强对广东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经济侵略的加深及广东本省生产供出口商品品种和数量增加,外贸进出口回升及稳定增加.1894年进口总值4556.3万多海关两,出口为4174.8万多海关两.比1864年分别增加359.62%、318.37%.     

略论明代对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

自明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皮雷斯（ＴｏｍｅＰｉｒｅｓ）抵达广州以后,欧洲商人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到了可观的规模。中国对外贸易由于获得广阔的新市场而急剧扩张,其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     

明代以来广东瑶汉商品互市的历史考察

广东瑶汉商品互市自明代以来,历经清代的发展,商品互市的种类不断增多,互市的方式由原先以圩市贸易为主发展为民国时的驻扎商和行脚商两种方式,互市商品的运输方式也出现了变化.在瑶汉长期商品互市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价格欺诈和不等价交换现象,但是瑶汉两族互惠互利、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经济关系始终处于主流.     

明代广东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人才蔚起

明代广东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人才蔚起蒋祖缘明代，广东教育事业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阶段，因而人才蔚起，在全国占重要地位，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试就此略予论述。一、官办府州县学的发展从维护刚建立起来的明王朝的统治出发，朱元璋很重视学校建设，认为“育人才，正风俗...     

明代广东巡抚与两广总督的设置及其历史地位

明朝政府从正统以来设置广东巡抚,从景泰开始设置两广总督,但终明之世,广东专职巡抚不常设,多以两广总督兼理巡抚。本文就督抚产生的原因、设置情况及其历史地位作些论述。一、广东巡抚明代,巡抚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年）朱元璋命懿文太子巡抚陕西①,而巡...     

明代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的迅猛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正> 明代,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跨入了迅猛发展的阶段.本文探讨明代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的迅猛发展,在于揭示它给明代广东社会带来的明显变化,明了商品经济在当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鸦片战后至甲午战前广东对外贸易的几个问题

鸦片战后至甲午战前,广东省对外贸易在全国有较重要的地位,所占的比重较大,在1888—1894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中,广东占33.39%。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本文不打算对这段时期的广东外贸作全面的论述,只是对其发展趋势作初步的探讨。1860年以后历年的《海关贸易报告与统计》是我国唯一记录外贸的比较系统的资料,是研究这段时期广东外贸主要的必不可缺的资料。但按海关贸易报告统计方法所统计的资     

明代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对农业发展的作用

明代,广东的农田水利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兴建时期。这固然是由于人们对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和广东人口的增加,可以在农田水利建设上投放更多的人力;但与洪武初,广东设置布政使司,成为明朝十三布政使司之一,以及明政府对水利建设的提倡、督促,也有着颇为重要的关系。笔者根据几种资料统计,有明一代,全省兴建的水利工程共计一千一百六十六宗,其中堤围三百五十条,陂四百八十六处,塘一百三十一口。广东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地势大体是北高南低,逐渐倾斜。由于地势的差别,“平田用陂塘,高田用堰坝,低田用圩岸,”便构成了广东农田水利工程布局的特点。珠江三角洲平原是广东最大的平原,它由西北江三角洲和东江三角洲组成,地势低平,河渠纵横。明人说:“广、肇患于水溢”,“其民胥赖堤防以生”。因此,那里的水利建设也就是以堤围为主,陂塘次之。珠江三角洲在宋元兴建了一批堤围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大规模的堤围建设,并     

明代的佞幸与明代社会

本文认为明代的佞幸干政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独具特点，构成明代政治史的一大特色．佞幸或靠掌握锦衣卫的权力，滥杀以求赏识；或靠宗教、左道以迎合皇帝的虚空心理而干求荣禄；或靠武勇投皇帝之所好，窃权弄柄；他们对皇帝谄媚逢迎，无所不至，皇帝时他们时时寄以耳目，委以重任，由此而对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佞幸的活动给社会带来的大都是破坏，给人民带来的尽是灾难，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皇权专制的绝对化，同时明代政治斗争的特点和皇帝的某些嗜好和心理也给佞幸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值得后从吸取教训．     

对外贸易依存度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分析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反映一国经济总体上与对外贸易联系程度的指标,人们对贸易利得的所有争论都或多或少地以该指标作为分析的依据。经济全球化普遍地提高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经济发展需要借助对外贸易,依赖对外贸易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论对外贸易与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着重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对外贸易与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若干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基层单位强进口意向:总供求结构不平衡 1.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的性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总量短缺一般是由结构性短缺引起的所谓短缺,并不是指一切投入品供给的短缺,而是指导此“瓶颈”投入     

明代广东财政结构变迁下鸭埠之制的兴废与利权争夺

鸭埠税是明清时期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特有杂课名目。成化六年（1470）,两广总督韩雍以鸭埠之制与“细民”争利而将其革除。正德二年（1507）清查各省钱粮运动后,两广军门设法增开饷源,鸭埠之制得到恢复,但其所入从杂课变成军饷。正德八年,鸭埠税再度被广东按察使陈雍废除,其背后反映的是广东地方“官族”争夺鸭埠利权的诉求。戴璟、霍韬、叶春及等士大夫在嘉靖、万历年间多次呼吁恢复鸭埠之制,均未见成功。万历二十七年（1599）,鸭埠在神宗税使干预下再次开征,地方“豪右”通过缴纳少量的鸭埠税获得官府确认其鸭埠利权的颁帖。明末鸭埠税屡征屡废,由榷税变而为辽饷,再变而为地方乡兵经费。明代广东鸭埠之制兴废的核心问题,是朝廷、两广军门、地方官府财政利益与地方豪强利益的争夺与分配。     

明代诸王与明代军事——略论明代诸王军权的变迁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不久,即分封诸子为王,赋予他们极大的军事权力,且以《皇明祖训》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诸王们俨然成为朝廷派往边城要塞、名都大邑的军事代理人。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