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国有铁路的经营形态

在日本国有铁路存在的115年间,先后经历了狭轨与广轨的轨制问题之争、“建主改从”与“改主建从”的投资问题之争、战后运费法定主义的是非之争以及综合交通体系中的铁路定位之争等,而其中的关于国有民有的经营形态问题之争,是贯穿于日本国有铁路史上最大的政策性问题。本文拟就这一政策性问题展开探讨,以揭示其变化的内在联系。     

试论日本国有铁路经营恶化的原因

与学界已有的观点不同,本文从日本国有铁路在接收“满铁”人员、背负沉重的公共负担及不合理的税收负担等方面给经营上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国有企业经营者报酬的政府规制研究

国有企业经营者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家群体,其收入在中国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文章从政府规制的需求供给理论分析入手,分析了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报酬政府规制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需求,并回顾了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报酬规制改革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政府对其规制的着眼点。     

政府规制的理论解读

政府规制是政府部门运用公共权力,以法律和法规为依据而影响市场主体活动,在政治活动中实现市场资源的较优化配置的行为。政府通过经济和社会规制以达到增加社会福利、提供公共物品、减少外部影响等目标。这些源于西方的政府规制的基本理论对我国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地方政府规制与规制外部性

地方政府对外部性的规制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外部性,即规制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府在制定与实施规制政策的过程中因自身的无效或被规制者的影响而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转移。它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与市场外部性比较,规制外部性可能影响配置、稳定、分配和增长。它的存在对政府干预的效率提出了质疑。因此,在外部性治理问题上,有效的政策选择必须考虑到这种规制外部性的大小。     

软环境的塑造与政府规制质量

国际经验表明,在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政府规制对软环境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塑造良好软环境的关键在于政府规制质量的提升。我国政府规制水平较低,经济运行的软环境还不稳定、不完善,软环境治理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这要求我们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根据我国的发展实际,努力提高我国的政府规制质量。     

论政府规制失位

本文列举了目前政府规制失位的种种现象,对政府规制失位的原因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并对加强政府规制提出了若干建议。     

析清末“铁路国有”政策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针对商办铁路出现的一系列弊端,决定改弦更张,实行“铁路国有”政策。这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但由于清政府措施不当,各省借此机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以维护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由于人们情绪高涨,将与铁路国有连为一体的铁路外债也席卷进来,一并反对,而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     

政府规制的理论发展述评

20世纪以来的政府规制理论发展,先后经历了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放松规制理论和激励性规制理论等阶段.为了提高规制效力,降低行政成本,激励性规制成为规制发展的新趋势,主要方式包括最高限价规制、特许投标规制、区域间竞争规制、利润分享规制、社会契约规制等.我国公用事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在政企分开和放松规制的同时,有必要引入和实施激励性规制.     

发达国家的政府规制改革及其启示

发达国家的政府规制奠基于宪政秩序、法治国家、产权保障、政企分开的制度环境之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放松规制运动,激励性规制成为规制发展的新趋势,主要方式有最高限价规制、特许投标规制、区域间竞争规制等.发达国家政府规制的有益经验在于:设立独立的规制机构,政府规制立法先行,放松经济性规制,强化社会性规制,实施成本收益分析,有效监督规制者.     

我国政府规制体制改革及政策选择

尽管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放松规制乃至取消规制的呼声此起彼伏,几乎成为世界潮流,但半个世纪以来,规制非但没有被取消,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加强。对于在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而言,规制是否多余?针对日益复杂化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强化政府规制,还是放松政府规制,抑或取消规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政府微观规制行为的国别差异与启示

从本质上说,政府微观规制的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但由于各国所处的历史文化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市场失灵的表现方式不同,因而政府的微观规制存在着国别差异。本文以美国、英国、日本为重点,对三国在不同的制度背景、文化传统下产生的政府规制行为进行国别差异比较研究。进而阐发了这一比较研究对我国政府微观规制建设的启示。     

私有化进程中的政府规制结构与规制手段研究

在过去的20年里,在世界的许多国家,逐步从政府直接控制企业并为市场提供产品转向由私有企业向市场供应产品,政府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不断地采取新的规制措施,规制可由政府部门主导或由专注于规制的代理机构主导。规制手段主要有服务成本形式的规制、最高限价形式的规制以及可变规模形式的规制。     

规制理论及实践视域下的政府行为分析

规制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治理行为的一种重要方式。规制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反映了政府治理行为模式,了解政府规制行为的动机目标,有助于我国政府的改革深化。     

政府规制改革:目的与挑战--日美两国比较分析

政府规制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掀起的改革潮流.是为生产者的改革还是为消费者的改革?是本文论述的主题.本文通过日美两国的比较,从体制、消费者代表体系、规制改革实质等多角度地对日美两国规制改革的目的作了比较论述,揭示了同样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由于规制改革的滞后,它将面临国际社会的严峻挑战.     

政府规制外部性及其政策涵义

规制外部性是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而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副产品。具体地讲,它是由政府规制行为引发的一种成本或收益的转移效应。与市场外部性不同,这种外部性一般产生于政治过程,是政府失灵的一种表现。在转轨时期,充分认识到这种外部性的存在基础与作用方式,有利于正确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规制与我国电信业

政府规制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矫正市场机制的内在问题而干预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有效的政府规制对自然垄断行业电信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分析政府对电信业进行规制的原因,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和完善的一些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规制的模式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在城市公共交通领域推行了市场化改革.伴随着此改革,政府也逐步加强了对该领域的法律规制.然而,多年来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规制始终未能定型.缺少对城市公共交通规制模式的合理定位是导致此状况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而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公益性、市场化改革和规制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不足为深层次上的重要原因.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认识、政府治理的总体模式及传统、对城市公共交通进行规制的理由、目的 和程度等因素对城市公共交通规制模式的合理定位具有较大影响作用.基于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进行的规制当选法律规制模式.     

论电信产业的政府规制

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均实行了各种类型的电信产业规制 ,即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手段 ,对电信企业的市场准入和退出、运营价格、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 ,以防止发生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确保需要者的公平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