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交汇·预构:康德、福柯启蒙思想现代性品格

康德启蒙思想志趣揭示了人类自由地运用自己天赋的理性对现实予以思考和改造,福柯启蒙精神意旨关涉了人们自身从历史性存在的反思中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启蒙与现代性的交汇意在构筑全新现代知识体系,鼎新现代社会观念,建构现代社会运行秩序。当代中国进行的启蒙之预构维度旨在继续秉持解放思想的理念,重塑理性的本真精神,建构公正良好的社会规则与秩序。     

信仰、自由与理性——英法启蒙运动的比较

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内涵有相似性，但也呈现出各自的品格和特点。英法启蒙思想家对待宗教的态度迥异，英国启蒙思想家对待宗教较为温和，产生了自然神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则非常激进，从自然神论走向了无神论。英法启蒙运动孕育了英国式自由主义传统和法国式自由主义传统，英国启蒙者思想家建立了“消极自由”的自由观，法国启蒙思想家则建立了“积极自由”的自由观。这些重大差别是经验理性和先验理性的映射。     

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德国古典美学中的形式概念

形式概念在德国古典美学思想体系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先验形式(康德)、理性形式(席勒)和感性形式(黑格尔)这三个看似不同的形式概念与为自我奠定普遍的理性基石的启蒙思想紧密相关。审美则被德国唯心主义者用作解决感性与理性、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矛盾冲突,回答健全、和谐、自由的人如何可能的问题。二十世纪西方形式美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主题是由德国思想家们奠定和开辟的。     

浅谈“启蒙”的概念——读《启蒙的辩证法》

康德以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并把启蒙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开启了近代启蒙哲学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神话与启蒙关系为核心,揭示了“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退化为神话”的主题,认为启蒙精神的实现是进步和退步相交织、文明和野蛮相伴随的过程,因此,启蒙走向了自我毁灭。从康德到霍克海默,“启蒙”的概念的发展代表着人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现代性的反思的轨迹。     

论启蒙人道主义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启蒙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践行的平等、自由和权力,是对17世纪理性的运用。青年马克思与启蒙人道主义有着一段短暂的交集,但是很快表现为对启蒙人道主义的扬弃,并为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打下基础。     

康德道德哲学: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

在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康德以理性批判为基础,实行道德哲学、知识学的分离,批判了以理性解决道德问题的启蒙理性主义道德观;坚持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态度,将善的意志确定为道德的基础,批判了启蒙现代性道德对人性的破坏;通过意志自律追求道德理想国的实现,批判了以理性实现自由的启蒙自由观。可以说,在现代性的视阈下,康德道德哲学是一种重建的现代性道德话语,对现代性道德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对人的先验理解,康德对现代性道德的建构只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未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     

国家:自由与伦理的现实体现--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是对英法式的启蒙理性意义上的自由与康德实践伦理意义上的自由的超越,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认为自由与伦理的最高形态是实现现实与理性的和谐,现代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系的发展,为此创造了现实的基础,但要使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真正地达到其理性的作用,国家的总体调控地位就非常重要,黑格尔认为这是走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由之路.     

启蒙与当代中国——从比较康德与福柯的启蒙思想出发

从康德对启蒙的论证出发,所得到的结果是启蒙的反面。福柯在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批判中,将启蒙定义为对时代永远质询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模式。比较康德和福柯的启蒙思想可以看到,启蒙作为一种以对时代批判为核心的哲学品格和行为模式将为一切时代所共有,而其批判的对象、方式和目的将永远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永远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由人类理性取代上帝理性并成为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当前时代,启蒙的需要更迫切。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启蒙视域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逻辑

启蒙意味着历史意识的觉醒,而历史领域之发现正是人的自由所以可能的前提,自由与历史在启蒙视域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启蒙思想家坚信历史有章可循,并以不同的理论方式为历史寻找规律,尽管立场迥异,但他们都持历史进步的信念.而历史进步论以及"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在20世纪遭到批判,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仍是我们重新理解、反思启蒙的重要思想坐标.     

卢梭的问题康德的回答——重思康德先验伦理学的动机

康德伦理学的首要动机是为了回应卢梭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为启蒙辩护.通过回应卢梭对资产者的批判和建构"公意"的努力,康德伦理学第一次无矛盾地表达出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善并非自然,它是理性的产物,而理性则要取法于普遍性,人借助于普遍性摆脱了自然的监护,从而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赞扬启蒙是社会和道德的进步.     

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责任概念

康德在理论理性中主要试图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他的道德学说则是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即个人与社会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康德从责任概念出发,并以责任概念为线索,把理性主义原则、善良意志、道德规律、定言命令、意志自律、意志自由等有机联系和统一起来。因而,责任概念是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关键。通过责任概念,康德说明,个人幸福必须建立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敢于做自由人,也要尊重别人的自由。通过责任概念,康德论证了理性的伟大、人格的尊严和崇高,高扬了道德主体性原则,论证了人的自由、自律。康德的责任学说,体现了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启蒙论争——兼论在现代性困境中重提中国的启蒙问题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由康德启蒙哲学的价值分裂出发,从启蒙的理性根基、启蒙型塑的社会价值原则以及启蒙的道德规划诸方面清理启蒙之于现代性困境的责任,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论争的话语境遇。实际上,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绝对霸权与价值分裂时,不仅无法针对康德,甚至还隐含了回到康德的逻辑诉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提启蒙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哈贝马斯对康德的理性兴趣概念的扬弃

哈贝马斯考察了康德的理性兴趣概念。康德为了说明自由是如何可能的而提出了理性兴趣概念,这一概念是康德从道德情感中引申出来的,然而,难以解释纯粹理性何以伴随着感性经验的因素。哈贝马斯认为,康德在解释理性兴趣和自由时处于困境的要害在于,康德割裂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仅仅强调后者优于前者而不是前者从属于后者,这是需要修正的关键环节。哈贝马斯则重新对兴趣概念进行定位和规划,来说明自由如何可能。     

中学西渐与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

17-18世纪由于欧洲社会转型对文化的需求,他们在文化发现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并引入欧洲,到18世纪形成“中国热”。这“中国热”是欧洲文化需要同中国文化的特别是人文文化特点和先进性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结合,是欧文化创新之始;中国文化对当时欧洲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促进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主要表现在：1.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思想资料,形成他们理性的批判旗帜;2.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为启蒙思想家的开明专制主义理论提供例证和榜样;3.中国古代政治的民主性和国家治理的经验给予启蒙思想家以启迪,提供了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思想参考;4.儒家的仁爱思想为启蒙思想家提供借鉴和理论根据,促进了他们关于博爱观念的形成。可以说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贡献。     

论康德自由理论的思想背景

康德批判哲学的真正出发点是对自由问题的思考。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潜在威胁 ,是引发康德批判哲学及其自由理论产生的契机。休谟和卢梭的学说对康德在重新理解理性的基础上重构理性自由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启蒙的妥协与不妥协——读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

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康德在该文中提出一对颇有争议的概念:理性的公共使用和私人使用,笔者认为康德的这对概念实际上隐含了启蒙的妥协和不妥协的张力.启蒙应在公众的思想层面实现实质的影响,并进而实现社会的变革,激情式的暴力革命可能推翻一个专制贪婪的政权,但并不能深入地实现公众思想的变革.启蒙要求的思想自由精神是永不妥协的,但它的实现却是在妥协构成的张力中有节制地实现的.这一观点对中国知识界无疑是有反思价值的.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理性的致命一跃”:康德对恩典学的改造及其意义辨析——兼论奥古斯丁与康德自由意志思想的张力

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提出"理性的致命一跃",表明在恩典和理性(自由)之间存在某种张力。这种张力还表现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等著作中。本文首先结合《宗教》对这一术语进行文本学的考察,澄清其哲学意义;然后,文章第二部分围绕康德哲学中绝对给予、绝对自发性、先验自由等概念,阐明它们与恩典学之间的隐秘性关联。文章第三部分首先突出了决断自由之于奥古斯丁自由观的核心地位,然后重点分析"决断"(Willkuer)概念对康德自由思想的特殊意义,最后指出奥古斯丁对康德自由观的间接性影响,重点强调了他们的根本差异。如果离开恩典与自由的张力这个视域,康德思想的丰富性(甚至奥秘性质)就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