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培育与现代政治文化形成的关联性意蕴

科学与民主在人类发展史上相伴而行,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展与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在多个层面上具有关联性,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科学精神的不断发展在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形成中发挥了强大作用,但对工具理性的过分推崇又背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造成了科学的意识形态霸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文化,未曾受益于和助推真正的科学精神,在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必须大力培育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融人文精神于一体的当代科学精神,真正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促进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     

契约精神及其培育路径

市场经济是自由与民主的商品交换经济。作为包含着自由、平等、民主、协商等诸多品格的契约精神对于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今中国社会,契约精神严重缺失。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培育契约精神,实现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实现社会生活的契约化,并构建完善的契约制度体系。     

协商民主与政治参与的契合分析

协商民主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高度契合,协商民主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拓宽新兴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渠道,拓展立法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拓宽基层民众政治参与渠道,拓宽社会组织政治参与渠道。协商民主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协商民主减少非制度政治参与,拓展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有助于建立维护群众权益的长效机制。     

旧邦“新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国民精神改造观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于彻底改造整体性萎缩的中国国民精神、重塑"新人"提出了重要方案。首先是要树立科学"人学"观,改造已经严重堕落败坏的国民人性及道德生活。其次是要对国民进行理想人格培育,不仅要在共同的人类生活中树立"精神独立"的观念,塑造真正的"个人",而且还要培养对他人精神"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以及以坚实"现实精神"为基础的"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勇气"。"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对重塑"新人"思考的践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遗产,对当下亟待改造的民族精神具有巨大意义与价值。     

对中国社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思考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却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每一个新政权都只是前政权的翻版和重复,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要跳出这个周期律只有通过对民众的理性的培育、走民主宪政之路才能实现。     

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兼论科学与伪科学的界线

一、为什么必须关注划界问题:划界问题的意义 "划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始终是科学哲学中困扰人的一个举世难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分析清楚科学不同于其他任何非科学的观念形式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或者说,是要划出一个界线来回答"科学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引发出科学哲学中的许多相关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这一问题对科学的正常发展,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对于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宣传和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科学和民主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核心驱动力

本文在阐释科学、民主和社会进步三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依靠科学、民主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目前中国社会中仍然存在着问题,如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一种粗放型的生产方式,社会科学精神严重缺失;由于原有体制、既得利益、思想认识等多方面的影响,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呼声响实际动作偏小,影响着社会进步。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中国社会的继续进步,仍然需要科学和民主的强大驱动力。     

论儒家“自强不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强不息"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经典理念,它具有独特的时代内涵和伦理精神品格。自强不息的时代内涵是:古代自强不息,侧重于个体的自强修养;近现代自强不息,侧重于民族自强和国家自强;当代自强不息,即是全体国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精神品格体现为刚健品德、仁爱美德、独立人格意志、宽容和谐精神及积极进取精神。弘扬儒家自强不息精神,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引导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德性主体基础;要不断增强德性主体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知性主体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知性主体精神是科学、民主和现代道德的深层本质缺乏知性主体精神是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的根本症结培育知性主体精神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和新道德，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五四”学者认知水平的局限，导致他们在理论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第一，他们虽然看到了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并强调“伦理的觉悟”，但对于科学、民主和新道德的共通的深层精神本质──知性主体精神──却没有揭示，或只有零星的、片断的论述；第二，…     

转型期民众社会主义信仰问题研究--对当前影响中国民众社会主义信仰问题因素的归因分析

民众信仰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必然反映到当前中国民众的精神层面中来.当前,中国民众精神层面存在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社会主义信仰遇到冲击.部分民众对社会主义信仰的缺失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并进行科学归因、合理引导.当前导致中国部分民众社会主义信仰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挫折带来的影响,也有中国社会主义沧桑历史中极左思想对民众的心理影响的阴影,还有现实中国所出现的矛盾在人们心理中所起的作用.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下)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在"五四"前,在认明中西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他选择了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路,借重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拒绝照抄欧洲的现代性反省,从而成功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浪;在"五四"后,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得以反省欧洲"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理性主义,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个人思想上新的飞越,并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宣传社会主义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五四"后反省"近代思潮"存在的"黑暗",并重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重要观点,诸如重视人类情感的作用与宗教的价值等等,这本身即说明了,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但是,陈独秀毕竟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缺乏足够的理解与重视,他虽转向了唯物史观,却依然未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和固守"科学万能"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上)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在"五四"前,在认明中西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他选择了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路,借重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拒绝照抄欧洲的现代性反省,从而成功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浪;在"五四"后,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得以反省欧洲"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理性主义,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个人思想上新的飞越,并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宣传社会主义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五四"后反省"近代思潮"存在的"黑暗",并重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重要观点,诸如重视人类情感的作用与宗教的价值等等,这本身即说明了,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但是,陈独秀毕竟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缺乏足够的理解与重视,他虽转向了唯物史观,却依然未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和固守"科学万能"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变法与革理──20世纪中国法学发展的逻辑

整个２０世纪,中国法学的发展与否和政治变革对法学的宽容与否紧密相关：清末变法与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学与现代法学的最后对垒;从预备立宪到“五四”运动,法学的独立品格开始显现;救亡与内战时期,法学重新政治化;新中国的革命与改革时代,法学又经历了从依附政治到再次相对独立的过程。回首２０世纪,政治化法学而不是法学化政治,是中国法学的发展逻辑。     

元代江南社会、文化及民族习俗的流变——以蒙古、色目人的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影响为中心

江南素来被认为是理学的重地、传统文化的堡垒,但这并不是说其文化的形成是单一的。大一统的元代是江南文化获取异质因素从而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蒙古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前,已经具备相当的文化属性,统一中原后,出于政治的需要和文化本位主义的考虑,在现行的政策中很好地保存了蒙古民族和其他东迁的色目人的民族性。因为各种因素迁入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和汉族人共同杂居,蒙古、色目文化与江南文化全面接触,给江南文化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样式和更加丰富的内容。江南的礼俗文化对蒙古、色目人也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在文化的接触中,民族的界限渐渐消失,整个江南文化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一时期江南文化的发展,给明清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认知科学、聚合科技与中国国家安全

认知科学与聚合科技的建立是1970年代中叶以来世界科学技术领域发生的两个最重要事件。本文首先回顾了认知科学与聚合科技两大科学体系的发展状况,接着讨论了它们所带来的综合方法创新的意义,评述它们所引起的美国国防战略的系列变化,最后提出了我们对日本核泄漏的思考,并讨论了两大科学体系的发展对中国国防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山西省科技法规政策体系问题研究

中国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地方科技立法,它是对国家立法的细化,同时也起到补充和完善国家立法的作用。文章简要介绍在国家的科技法规基础上的山西省科技法规制定的发展历程,论述山西省通过建立执法责任制确定了执法范围和执法主体,落实了执法责任。但是,效率低,缺乏可操作性、前瞻性和具体的法律法规,则是地方科技立法存在的明显不足。只有通过架构适合的科技法规政策体系,通过地方法律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结合,才能推动高新技术在新机制下的稳步发展。     

“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扬弃及其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扬弃。“五四”运动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五四”运动开创的现代中国青年爱国主义传统应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浙江省社科类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基于CSSCI的实证分析

学术期刊是一个国家学术发展水平的外在反映,社科类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浙江省社科类学术期刊在2010-2011年被CSSCI收录的有9种,仅占CSSCI全部来源期刊的1.71％,远低于全国各省的平均水平3.33％,这种状况显然与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省不相适应.本文从建构评价指标体系出发,通过对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及时指数等文献计量指标的实证分析,分析了浙江省社科期刊学术影响力的状况与走势,并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     

“中立”与求新:晚清《直报》概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直报》,是一份内容丰富、编辑合理、呼吁变革、传递信息、服务社会的近代报纸,留存了探讨世纪之交天津、华北乃至全国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资料。该报立足天津大都市,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作者队伍、读者群及影响全国的发行网络,为时人所关注,严复的许多重要文章都发表于此。中立和求新,是《直报》所遵循的政治尺度;介绍新知和传播新思想,是《直报》的文化关怀;关注社会和服务市民,是《直报》的社会责任。总之,《直报》虽然是一份商业报纸,但充满了对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关切,与那时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大体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