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元代文言小说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国内元代文言小说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0年代后期,元代文言小说资料初步得到辑印,为元代文言小说研究提供了一部分基础资料.第二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二十年间.元代文言小说研究渐入学人研究视野,基础资料进一步被收集整理,对元代文言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有所肯定.围绕一些代表作的研究有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也有对代表作之外作品的探索研究.第三阶段是2010年后至今成为元代文言小说研究的一个小高潮.一批博硕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元代文言小说为专门研究对象,更多的元代文言小说作品进入学人深入研究论证的范围,有将元代文言小说研究全面铺开并向纵深挖掘的趋势.但相较于其他朝代的文言小说研究来说,元代文言小说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基础问题尚未解决,元代文言小说的研究尚有广大空间,应该予以重视.     

"采"与文言小说

"采"对于"诗"具有发生的意义,文言小说早期之"缀"、"采"与"采诗"之"求诸野"在方式上是相通的,故"采"对于文言小说也具有发生的意义;考察文言小说创作实际状况,发现文言小说从其产生就与"采"相始终,"采"成为文言小说的一个"观念",采录也成为文言小说最主要的写作姿态;以上方面,决定了文言小说内容上的"博"、"杂",在结构上的"小"及作家非正统心态三个本质的规定性.     

文言小说“类”的争鸣与厘定

如何厘定文言小说的"类"是文言小说研究中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文献中区分文言小说"类"的观念与方法入手,分析了文言小说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两种不同风格趋尚;指出文言小说的分类宜从风格上把握,不宜从题材上去把握.可按风格分为"晋类"和"唐类".     

《太平广记》的编纂体例及其小说史意义

《太平广记》作为传世的第一部文言小说总集,保存了诸多宋前小说精萃,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太平广记》促进了当时及后世小说创作和小说集编纂;作为按题材分类编排的小说类书,对各类题材文言和白话小说的发展有极大的启发;作为公认的小说选本,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奠定了后来文言小说发展的格局。     

纪昀批评蒲松龄述评

乾隆时期，在《聊斋志异》风行百余年后，《四库全书》总纂纪昀不仅抛出了自己的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五种，而且从小说理论上批评《聊斋》者流的创作，遭到了蒲松龄追随者针锋相对的回击，形成中国文言小说流派争鸣。争鸣集中在文言小说创作的方法理论、文言小说的风格理论及文言小说的社会功能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述略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是祖国文学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它不但保存了重要的小说文献,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象其它类型的文学作品一样,对于较全面的文学研究以及对古代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由于历来视小说为"小道"观念的影响,小说总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它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从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的产生发展、类型特征和历史价值三个方面作了论述.     

文言小说集评点对话本小说改写的影响探究——以冯梦龙作品为中心

晚明小说家冯梦龙的创作实践昭示了文言小说集的评点对话本小说叙事有重要影响。比较冯梦龙《太平广记钞》《情史》《智囊》《古今谭概》等文言小说集中的评点与以之为蓝本改写的话本小说集“三言”的叙事及评点,可知话本小说家改写文言笔记时,蓝本中的文人观念仍引导着话本小说叙事。针对晚明世风日下的时代弊病,冯梦龙在小说中以“泛情”作为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又以适应“俗情”为标准,改造了其在文言小说评点中曾大为赞赏的“奇情”叙事。这种改动彰显了话本小说叙事对文言小说评点所透露的审美观念的继承与偏移,及小说评点对小说改写与故事流变研究的重要价值。     

冯镇峦评骘《聊斋志异》的意义

冯镇峦籍贯应从李胜先生之说:为重庆合川而非重庆涪陵.冯氏评骘<聊斋>既非乡党亲朋的摇旗鼓吹,亦非争鸣中的意气之词,而是在<聊斋>刊行后,借鉴白话小说评点的积极成果,从小说创作的自身规律去探讨以<聊斋>为代表的文言小说"质"的规定性,成为文言小说理论中体大思精的第一人.其"有意作文"之强调,既修正了文人写作文言小说的"无意"消闲行为,也对文言小说的恶意泛滥具有规范约束作用.     

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叙述艺术比较

话本小说叙事主要靠讲述,文言小说主要靠展示。从叙事角度看,话本小说采用全知视角,不少文言小说采用了限知视角;从叙事时间看,话本小说按自然时序连贯叙事,不少文言小说运用了倒装叙事;从叙事结构看,话本小说主要以情节为结构中心,文言小说主要以人物为结构中心。     

同调之中唱反调--鲁迅文学批评研究之一

<〈月界旅行〉辨言>主要是一篇针对(科幻)小说的产生、功能、作用的文学理论批评.娱情多趣、去庄而谐,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鲁迅所共同认可的小说阅读感受;两者也都承认小说有巨大的社会作用.但前者从政治与文艺联姻的角度,把小说抬高到可以兴民亡民、兴国亡国的万千人事之根源的崇高位置,其性质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而后者从科学与文艺沟通的角度,则认为小说的发生发展有一个历史积淀和历史进化的过程,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作用的产物,其性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视俗语且文言与俗语参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鲁迅共同的语言选择.但前者在理论上崇奉俗语之魔力,对文言则一棒子打死,文言的参用也只是实践中的权宜之计;而后者在理论上认识到俗语之利在于人之易,其弊则在冗繁,文言之利却恰在简洁,文言的参用则是一种主动积极的选择.借男女之事编织小说以娱读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鲁迅都看到并认可的一种题材选择.但前者认为天下无妇人之小说,后者则认为超俗之作,可无妇人,读者亦阅而不厌.所以,鲁迅在1903 年便初步形成了与资产阶级维新派息息相通,但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文学理论批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