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马公墓志铭》的历史价值

《故马公墓志铭》的历史价值马兴东《故马公墓志铭》故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祖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言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惟保护给，未偿有倦。公已故，乡党...     

论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与演变

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尚书》主要记言,奠定了我国记言体历史散文的基本范式;文章体式多样,标志着文体的区别已开始形成。《春秋》专门记事,构建了历史著作叙事的基本规范。叙事注重艺术性,表现出次序井然,条理清晰,语言精炼准确的特点。《国语》亦以记言为主,但其所记已不再是《尚书》式的＂古之号令＂,而主要是历史人物针对当时的具体事件所生发的议论,并且不乏精彩的叙事篇章。其叙事之文,大都具有记叙散文的基本要素,具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并富有戏剧色彩。《左传》直接继承《春秋》,其最大进步就在于叙事完整,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叙事方法,具有高超的叙事艺术。所记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与《尚书》《国语》相比艺术水平亦有了更大进步。《战国策》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历史散文,其最大的进步,不仅在于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历史的新格局,注重刻画人物形象,而且记言之文也表现出结构严谨,说理充分,长于铺陈,好用夸饰之语,喜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段等特点。     

袁仁《毛诗或问》之《诗》学价值探赜

明袁仁《毛诗或问》未被收入《四库全书》,目前国内仅见清道光晁氏本,少有学者问津。然其作为流传至今的《诗》学小传,受明代佛道大兴、文人好尚“市隐”及袁氏家学影响,在解诗主张、字词阐释和解诗路径上,都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朱熹《诗集传》大有不同,颇具独特之处。其力推复兴汉学,并于此基础上补苴罅漏,对诸多字词再提新义,进而申释《序》旨;以“悟”为法,尤重解喻,通过生动浅近的形象阐释,串起字词句篇上下之义,引申出诗外之“意”“味”。这种守正创新、不囿成法的风格,不仅在明中叶《诗》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而且对于现今《诗》学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诗》“兴”与先秦断章取义的用《诗》传统

文章着重考察了《诗》中“兴”的含义,及在先秦时代的用法、目的和对后世的影响。     

在先秦儒家《诗》学的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墨辩》中说理散文写作经验再探

在《墨子》一书中,有被人们称之为《墨辩》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和《小取》等六篇文章。近人研究认为,这些文章是战国中、后期墨子后学即后期墨家(本文简称墨家)的东西。这些墨子后学发展了墨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在《墨辩》中,提出了许多关于辩论的主张和辩论中表述事理的方法。这些看法,不仅是     

先秦哲理散文中的“诗性”特征浅探

先秦的说理散文具有形象性、感情丰富的特色,体现出一种诗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主旨表达靠形象来完成;言道明理深含感情;语言结构富有美感诗意。本文旨在通过具体分析来探讨先秦哲理散文中的"诗性"特征。     

《诗》之桑

《诗经》中的＂桑＂具有多种意象,它所蕴含的比喻意义内容非常丰富。对《诗经》所有包含有＂桑＂这一意象的诗篇,即情爱诗和讽喻诗中＂桑＂的具体意象进行分析,认为＂桑文化＂不仅与女性化人文意象有关,还具有它独特的文学意义。《诗经》中这么多与桑有关的诗篇,表明＂桑文化＂是商周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从先秦文化特点看《墨辩》的“故、理、类”

我国先秦时期后期墨家建立了辩学,“故、理、类”是墨家辩学的重要范畴。它们是为谈说论辩服务的,有别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理论的三段论的前提,有其独特的内涵。这是先秦文化特点决定的,东西文化的差异,决定着“故、理、类”仅仅是立“辞”的准则、依据,立“辞”是为辩论服务的,辩的作用在于为社会政治服务,在于辩论取胜。     

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传为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虽然不能确定为蔡琰所作,但由其文字内容观察,作者十分贴近蔡琰的心灵声音。其后以《胡笳十八拍》为题目的续作者,唐代有刘商,宋代则有王安石、李纲和文天祥等人的集句诗。李纲和文天祥《胡笳十八拍》集句诗的历史意义可梳理为三个层次:一是延续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效蔡琰自述乱离身世的叙事模式;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文学地位,推崇杜诗为集句诗写作的取材典范;三是实践“以诗为史”,扩大了“诗史”的指涉范围。     

怀故悼逝之诗与文人意绪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大量以怀故悼逝为内容的诗歌。这类诗歌通常表现了生者对亡者的无限追思,以情感的悲剧性引起读者共鸣,当中还渗透了文人对人生世态的诸多感悟。本文从怀故悼逝之诗所表现出的生死观、个人身世感等方面来作探讨。     

先秦诸子之前“生活世界”中诗之意义

先秦诸子之前的诗与＂生活世界＂处于一种契合状态,从某种角度来看,诗是＂生活化＂的诗,生活是＂诗化＂的生活,世界也是＂诗化的世界＂。这种现象,既可以说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景观,更可以说是华夏民族高尚的精神品位的突出显现。诗,参与了符合理想化生活样式要求的礼乐式生活的建构,在那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发挥着后人难以想象的作用;渗透于人们的＂一般日常生活＂世界,甚至在构筑民族这一所谓＂想象共同体＂中都表现出应有的价值。这充分显现出诗在先秦诸子之前的＂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同时也呈现出那时诗的＂生活世界＂的图景。     

汉四家《诗》说大义浅探

汉四家<诗经>学在经文用字和对具体诗句的解读上有差别,但要旨并无不同.它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围绕"礼",具体阐发了儒家关于夫妇、父子、君臣等的等级伦常思想及乐的功用.     

汉四家《诗》说大义浅探

汉四家《诗经》学在经文用字和对具体诗句的解读上有差别,但要旨并无不同。它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围绕"礼",具体阐发了儒家关于夫妇、父子、君臣等的等级伦常思想及乐的功用。     

《诗》作为喻体——先秦文体意识探析

文体分类问题,学界一般追溯至《汉书·艺文志》.其实,先秦时期已经具有文体分类的意识,并付诸实践.从《诗经》解读切入,论述春秋战国之时对诗与文的看法及不同的解读原则,以期说明问题.     

《尚书》记言对先秦诸子散文的文学影响

作为先秦说理散文成就的体现,诸子散文在很大程度上从哲学、历史、宗教著作中脱离出来,具有了鲜明的文学特征。而其成就的取得,除了得益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外,也与前代的文学影响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尚书》记言文的成熟,也就不可能出现诸子散文的繁荣局面。从论点和论证结构的鲜明严谨、论据和论证手法的生动形象、对话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感叹词的使用与人物个性色彩的表现四个方面,具体揭示《尚书》散文对诸子散文的文学影响,说明诸子散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其所以能够开创一个散文辉煌时代,是与对《尚书》散文的学习借鉴分不开的。     

试说《管子》三《匡》命名之故

《管子》书中有《大匡》、《中匡》、《小匡》三篇。三《匡》因何而别，学界迄无定说。本文对此进行考辨，兼及《诗经》小、大《雅》及《逸周书》诸“大、小”篇，提出异乎前人之新说     

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