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的现实意义

江 泽民 “以 德 治国 ”思 想 的核 心是 :法制 建设 与 道德 建设 结 合,依 法治 国与 以 德治 国结 合 。“以 德 治国 ”思想 的现 实意 义十分 深远 :是 进一 步 贯彻 实施 依法 治 国的 需 要;是 促 进国 民经 济健 康 持续 快 速发 展的 需要 ;是 我国 迎 接经 济 全球 化挑 战的 需要;是肃 清传 统腐 朽 愚昧 思 想和 小农 意 识影 响、弘扬 艰苦 奋 斗、勤俭 奉献 优良 传 统风 尚 的需 要。江泽 民“以德 治 国”思 想 ,是对 邓小平 “两 个文 明”建设 思 想的 坚持 、继 承 和发 展,是党 的依 法 治国 思想 的 丰富 拓展 。     

论治国之道--"法"与"德"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是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治国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本文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证“法”和“德”的辩证关系:“德”离不开“法”,“法”也离不开“德”,“法”和“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治国之道,并探讨了其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     

《商君书》的 “重治”：一个本土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确定的治国方略。《商君书》的“重治”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商鞅之所以能够提出德法共治这样的理论构想，缘于其本身就是个杂家，其知识结构包含了儒法两个方面的内容。但秦国的政治现实、君本主义立场、对法律的过于迷信、二元对立思想等使商鞅放弃了“重治”，在秦国开创了一任法重刑、摒弃德政的治理传统。汉初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任法而治不施仁义是秦二世而亡的根源，在儒法合流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新的德主刑辅说。德主刑辅、礼刑融合，使中国自汉以来开启了一个礼乐刑政综合治理的新时代。董仲舒的“新德主刑辅说”及其主导下历代阳儒阴法的治道实践，实际正是商鞅重治思想的有限历史呈现。德法共治是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中国历代治道成败得失的科学总结，重申《商君书》的“重治”概念，能增进我们在新时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文化自觉。     

论“德法兼治”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 ,围绕如何治党、治国、有效管理社会这个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正确把握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系 ,扬弃了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传统的治国理念 ,提出了全新的治国理念——德法兼治。这一科学治国理念不断成为人们的共识 ,并在实践中正确运用 ,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以德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伦理学和法学领域的学术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的政治问题。“以德治国”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对“以德治国”这一重要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分析传统中国处理德刑关系的历史经验入手,以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为主线,重点论述“以德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构中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强调“法德兼治”符合当代中国法治需求。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共同目标：建设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主体是“治者”,即治者从治国时要“依法”、“以德”,重在强调治国主体的义务和责任;二者从运行关系上看,并不是平行的,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服务,以德治国的关键是建立以“崇尚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二者统一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借鉴“德主刑辅”思想，完善我国治国方略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源远流长 ,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当前治国方略有着二重借鉴意义 :消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反对德高于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积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坚持德法相济 ,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并举     

对以德行政必要性的探讨

治国的关键是治政,以德治国的思想能否得以实现,起关键作用的是行政人员,只有当行政人员能够以德行政,才能实现以德治国的目标。当前我国以德行政的必要性主要基于以下三点:一是依法行政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二是以德行政在行政实践中的独特价值;三是以德行政是传统德治思想与现代行政实践融合的结果。     

贯彻德法兼治思想 提高师德建设成效

从"德"法"不同的作用与特点和社会发展现状论述了以德治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根据德法兼治的思想和道德形成的规律提出当前提高高校教师道德建设成效的思路.     

思辨视角下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解析

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问题,需要以思辨视角,从德与法的辩证关系入手,考察其下限与上限两个维度。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下限存于抑恶扬善、提高强制性,凸显从行政道德转为行政法律的必要性;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上限存于德与法的辩证联系中,须考察法律之缺陷、道德之特性,强调社会的多样性。德法共治才是合理的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