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统一性维护：儿童“反差行为”的意义分析及教育引导

儿童“反差行为”是在其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现象。依据现象解释学逻辑对典型案例的分析，结果表明儿童的“反差行为”是由双立场多层次因素相互交错，致使其在环境冲突背景下产生的，其本质是儿童维护自我统一性的被迫选择。由于儿童的“反差行为”具有典型的被动适应性特征，其只能是儿童维护自我统一性的权益之计。自我统一性是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教育者需在理解儿童“反差行为”的产生机制和内在意义的基础上，采用正确的教育引导策略，以促进儿童自我统一性的健康发展。     

逃“慌”逐“爱”——学前儿童争宠行为的现象学分析

当幼儿教师和家长遇到儿童的争宠行为时,通常会认为他们看到儿童的纠缠、竞争、嫉妒、哭闹等现象就是儿童争宠行为本身。从现象学的视角看,儿童争宠行为在本源上是儿童正在以排他性方式获得“爱”的感受、驱散其内心焦虑与恐慌的情感体验。通过对案例的现象学分析与教育者生活体验的反思,理解儿童争宠行为之意义,以期更好引导学前儿童形成自我认同。     

“社会性自我”的同一性危机与自我重建——儿童“特殊行为”的意义阐释

“发现儿童”之后如何“理解儿童”是广大教育研究者们一直思考研究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则聚焦儿童的某些“特殊行为”，从儿童丰富的情绪体验出发尝试理解他们的行为意图。研究发现：“特殊行为”是教师作为他人的立场判定的，儿童“特殊行为”的背后隐藏着其原有的自我同一性失衡断裂的危机，儿童采取这些“特殊行为”是为重建自我同一性进行的尝试。这启示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当关注与保护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注意引导儿童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眼中的“我”。教育工作者应当对儿童的“特殊行为”从儿童情绪体验意义出发，站在儿童立场上进行理解，切忌妄加指责，贴上道德标签。     

二孩家庭中大孩“窥视”行为背后的适应性问题及其反思

环境变化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这类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往往会危及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但是教育者往往对其不够重视。本研究通过呈现二孩家庭中大孩的“窥视”行为之案例并对其进行现象学解读，认为“窥视”行为的背后正是儿童因生活环境变化而产生的适应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是存在性焦虑及其引发的自我认同危机。而诺丁斯的关心教育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教育者有效解决类似适应性问题提供适切的策略。     

“爱”与“公正”教育：儿童德育的“新起点”

“爱”与“公正”是人类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起始范畴”。培养儿童具有一颗公正的、爱人爱己之心 ,不但是社会的需要 ,更是儿童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实施“爱”与“公正”教育的有效途径是 :转变教育观念 ,引导儿童学会做人 ;端正教育者行为 ,重视身教。     

“好孩子”心理问题分析

在中国,父母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做个“好孩子”,很少有人看到“好孩子”所存在的心理问题,以及导致这种心理问题的家庭社会因素。本文通过一个前来咨询的“好孩子”的案例,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这种“好孩子”心理问题的现象、成因,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蒯因的“初始翻译”及其“意义倾向”论

蒯因的“初始翻译”为我们展示了翻译的相对性特征,这样的相对性特征既涉及译者自身的观察与理解,又涉及目标语言使用中的意义表现“倾向”。在蒯因那里,“初始翻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翻译,译者总会在现实的和可能的语义世界中追求与言者之语义的同一,当然,这样的“同一”追求在外延主义的要求下又总是难以实现的,除非我们回到译者与言者所处的主体性地位的认识上来。不论“初始翻译”如何体现意义确立的“倾向”决定,译者与言者的主体性地位总是为我们提供语言行为发生的普遍性基础,即作为理性存在的纯粹语义基础,翻译的“不确定”只是我们走向“确定”的过程与环节,人类社会语言行为的发生及表现形式遵循着共同性的理性规定与认知模式。       

关于“以人为本”思想中“人”的解读

“以人为本”思想中“人”的概念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以人为本”的“人”是一个具体性的概念;“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一个统一性的概念;“以人为本”中的“人”是一个主体性的概念。     

“主体性介入”与“价值锚定”——论艺术生产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实践进路

艺术生产论是马克思以“主体性介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异化”现象进行价值批判而阐发的理论形态,其话语逻辑是通过对艺术创作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考察,来重获对“主体性”的认知。在这里的“主体性”是一种非精神独占,并涵盖主体、客体与实践的复合性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不单指主体自身,也指主体通过改造客体的活动而建立的世界。它是艺术活动把握不确定性的实践观,也是通过阐释艺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艺术实践中逐渐消除主体与客体、肉体与精神的对立,并对“主体性”进行价值锚定的概念结构。艺术共同体是“主体性想象”的共同体,是新历史条件下艺术生产的主导力量,是以人民性为旨归的价值共识体。     

关于儿童与游戏关系的再思考：从“游戏性”到“游戏力”再到“游戏的儿童”

将游戏片面理解为儿童属性之一或是将其简单化为儿童教育工具,是长期以来拘囿儿童游戏天性及其教育价值的关键 症结所在。本文基于对二元悖论中的游戏困境分析,揭示并诠释了人类文化史中游戏的本质与基本属性及游戏与儿童的关 系,进而结合当代述求,阐述了如何依托富有意义的教育彰显“儿童是游戏的儿童”的完整意义。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需要”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备受重视,但目前仍面临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需要自觉不足、主体性需要认知片面、主体性需要外化失范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餍足与偏见、需要的多变与依附、社会需要不足与异化以及双重需要的固有矛盾与张力。激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需要,不仅要教育者的共情引导和示范、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需要”关照客观现实,更要实现双重需要的价值同构。     

海德格尔论“我思故我在”

通过将“思想”理解为表象，海德格尔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解释为“我表象故我在”，并揭示了“我思故我在”隐而不显的存在论意义。在笛卡尔那里，人成为了主体，存在者之存在意味着表象着的主体的被表象状态，真理成为了表象之确信。海德格尔还考察了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并将笛卡尔把握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奠基者。海德格尔的重释是在“存在历史”框架下进行的，是其克服形而上学的重要步骤。     

强化人民主体性，克服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危机”

强化马克思人民主体性思想对克服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危机”及永葆主流地位具有深刻的启示。人民主体性弱化和价值主体错位是导致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危机”的主要根源。只有强化人民主体性才能克服核心价值体系的“边缘化危机”，才能巩固其主流地位。因而，必须要赢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不断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我反思和自觉，提升引领社会思潮的能力和机制建设。     

回流儿童教育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现象学案例分析的视角

返乡后的回流儿童如何更好地融入到乡村的教育环境之中是教育者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通过典型的案例，呈现回流儿童“小龙”在教育融入过程中，由环境变化激活的“敏感自我”感悟、由学业退步引发的“消极自我”体认和由冷嘲热讽导致的“反抗自我”倾向，从而提出要关注回流儿童的生活世界，建立关怀式情感联接；重视回流儿童的自我体验，寻求师生主体性的交互空间；施以平等对话式的教育活动，促进师生意义世界的视域融合。     

“神道设教”与“神道助教”--儒家“神道”观发微

《易传》“神道设教”的观念,在儒学发展中经不断诠释,其“神道”获得了自然义与德性义的肯定。汉以后的儒者尚有“神道助教”的说法,其所谓“神道”指信仰和祭祀的“神灵”。在儒家的政教实践中,关于“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立场,存在“道义化”与“神义化”的紧张。儒家的“神道”观念,奠基于中国人的存在领悟,并通过存在境遇的开显而与“教”相统一。     

试论“心理相融”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担负着培养教育青年一代的重任,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激发和调动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工作和生活热情.为此,首先需要的是教师对学生的理解和尊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师生间要达到“心理相融”.心理相融是沟通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渠道,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点.真正做到这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单凭满腔热情和埋头苦干的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教育理论的学习,探求教育规律,以科学的方法教育学生.近几年来,我在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注意根据不同年级、不同类型学生的心理特点做好工作,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如何达到心理相融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呢?这里谈几点个人拙见.     

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兼论朱熹的“小学”与“大学”观

与马修斯强调的儿童哲学相比，朱熹的儿童哲学偏重于“成人哲学”与“家庭哲学”。因此，如果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作比较，朱熹的儿童哲学是一种“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这里的“没有儿童”，是指朱熹将儿童视为成人教育的前期阶段，表现为他的“小学”与“大学”的同构性。同时，朱熹在讨论儿童哲学时，主要是以成人与家庭的视角进行探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南宋儿童观在哲学语境的兴起还处在萌芽阶段；二是中国传统呈现为家国天下一体，儿童是在家庭中得以体现。基于此，儿童无法形成马修斯主张的完全“主体性”，父母也不存在为儿童“释放权利”的要求。因此，朱熹希望通过父母和师长的干预使儿童形成上达“天理”的伦理目标。在这一点上，父母和师长构成儿童上达天理的中介。但是，儿童对父母与师长的干预不是消极的“服从”，父母与师长对儿童的干预必须在道德本心的前提下才有教育的有效性，即对儿童而言，“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这达到成人与儿童互相限制的教育情景。     

从“新教伦理”看主体性原则的扬弃机制

本文通过分析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新教伦理”中新教禁欲主义对主体性原则的扬弃，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主体性的扬弃机制，而不是单纯的主体性原则。进而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原则只有经过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扬弃才会处于自觉、能动的“激活”状态，并对现代化产生现实的影响。因而对于主体性的研究在关注其“形而上”维度的同时，还必须要关注于其现实发挥作用的机制。     

如何看待儿童的“无理取闹”—— 基于蒙台梭利的视角

儿童的“无理取闹”行为屡见不鲜。玛丽亚·蒙台梭利从自然发展概念出发,对儿童“无理取闹”的原因进行了科学揭示。所谓的“无理取闹”,在多数情况下,是处于特定敏感期的儿童的特定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引起的一种本能反应。敏感期是儿童“无理取闹”的多发期。解决儿童“无理取闹”行为的科学方法是设计符合儿童自然发展需要的“有准备的环境”。     

从伦理视野看教育者的“服务”

教育者履行与权利相一致的义务行为，相对于教师、学生而言就是一种服务。就教育者自身而言，服务还包括道德奉献行为。教育者“服务”缺失的主要缘由有：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地位的不平等、教师权利与义务的失衡、管理者的政绩观功利倾向等。因此，需要从多方寻求对策：加强教育者责任伦理教育、提升领导管理素质、加强制度伦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