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从初级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两个方面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初级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指标,通过构建Probit及T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可能性也越大,且投资风险资产占比也越大.控制内生性后,初级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市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占比的影响均强于高级金融素养.户主年龄、收入水平、社保情况以及地区经济水平均会促进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而户主风险厌恶度则效果相反.提升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尤其是初级金融素养,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活跃健康发展,提高居民金融福祉,是推行普惠金融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地经营权配置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的重要手段,而明确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对于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06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利用基尼系数测算了农地经营权配置的集中程度,实证分析了农地经营权的集中程度对农户收入的影响,OLS回归分析发现,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农地经营权的集中更加有利于高收入农户,明显地提高了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而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因此,应当保证农地自由流转,促进农地经营权集中,提高大部分农户的收入水平;同时,对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收入农户,应当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保障其生活水平.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因素分析

在回顾与整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现状,发现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不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回归分析,从微观视角分析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为促进家庭金融资产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风险资产投资的童年诱因——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童年健康的视角考察个体投资偏好和风险资产配置行为,将健康风险纳入资产选择模型,发现童年健康不佳的个体在金融投资决策和资产配置中往往会更加保守。采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童年时期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其成年后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例均显著降低。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控制个体特征以及童年时期的负向健康冲击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童年健康通过两种途径影响风险资产投资：一是人力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二是情绪和性格的塑造。进一步讨论发现童年健康对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在不同年龄和教育程度的群体间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农地产权安全感知为中介

在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农地转出意愿"框架基础上,利用山东省实地调查数据,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供给意愿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农地确权对农地供给的影响机理提供理论依据。应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体效应与边际效应分析;建立结构方程,应用索贝尔检验与自抽样检验对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将会提高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及其三个因子(土地调整因子、土地征收因子、流转纠纷因子)的安全感知,而上述中介变量对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金融资产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对农地转出意愿也有重要影响。     

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地确权后,农户对农地转出多持中立或否定的态度,这与产权明晰促进交易的产权理论大相径庭。文章探讨了资产专用性对确权后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吉林省9市1444个农户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后,土地资产、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农业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抑制农户提高农地租金,而社会资本专用性则分别存在促进作用;农业资产、地理位置以及人力资本等专用性抑制农户更长时间转出农地;农业资产专用性对转出农地须要签订合约具有抑制作用,而地理位置专用性则存在促进作用。     

信贷约束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Tobit模型研究信贷约束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对城乡家庭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信贷约束增加了城镇家庭的储蓄占比,但降低了农村家庭的储蓄占比;面临信贷约束的家庭高风险资产投资和低风险资产投资的占比均降低,且农村家庭的降低程度更大;信贷约束会降低城乡家庭的借出占比。信贷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度。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地流转——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分析

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推进加速了农转非人口比重的攀升,农地流转问题日益上升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命题。伴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逐步渗透,农户的市场信息获取媒介与社交网络外延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进而对农地等生计资本的重新配置产生影响。基于CFPS(2014—2018)三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微观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互联网使用对于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则不具有显著性。2）无论是移动上网或电脑上网,均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但移动上网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3）互联网使用通过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影响农户农地转出决策,影响效应为9.183%,这一结论在利用IV-Probit模型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4）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于老年组农地转出决策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青年组次之,中年组则不具备显著性。因此,要加快推进数字战略,着力开发基于互联网的农地流转平台;着眼于农户计算机技能培训,扩大就业选择空间。     

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省的调查分析

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诱发了农地非农化的快速增长,土地作为重要的农业资源,越来越凸显其稀缺性。由于湖北省各城市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土地资源要素过度投入,导致区域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低下。环境因素对区域农地非农化的配置效率有显著的影响,因此,通过合理调控区域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区域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分析湖北省2013—2017年各个城市农地非农化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目的是科学合理配置及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住房市场和家庭金融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的领域。从理论层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财富效应、资产多样化配置效应、住房价格风险效应、住房流动性风险效应和住房贷款效应。在实证层面,从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参与金融市场程度两个方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总体,以及对没有住房、拥有一套住房和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住房价格水平的上涨对我国家庭总体和拥有一套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负向影响;对没有住房的家庭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以上研究在住房价格水平不断变化的情形下,对优化我国家庭资产配置,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964份调查数据

基于湖南省964份农村留守妇女调查问卷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家务劳动时间、伙食情况、有无被欺凌的经历、对婚姻感情发生变化的担心和婚姻家庭的稳定性等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满意度都有着显著影响。年龄每增大1年,满意度得分增加0．008分;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呈正U型;丈夫外出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和探亲频率这两个变量影响不显著。     

影响农村家庭购买理财产品的因素分析——以杨凌示范区为例

利用陕西杨凌示范区5个乡(镇)104户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村家庭购买理财产品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家庭开展的金融理财活动单一,对现代化理财产品的认知程度较低。运用Logistic模型从农村家庭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理财意识和外部金融环境因素等5个方面进行回归分析时发现,农村家庭的理财意识和外部金融环境因素对其购买理财产品具有显著影响。金融机构需充分重视农村理财市场,地方应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农户理财意识,引导农户科学购买理财产品。     

农村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及其分化研究——基于2011年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了解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现状及其群体内健康差异情况,为更好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和健康政策提供建议?方法: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卡方检验,分析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及其分化现状?结果:超过30.0%的受访者健康自评结果为“不好或更差”,89.6%的受访者日常生活能够自理,78.0%的受访者能够独立进行社会活动?结论:中国农村老年人总体健康水平较差,农村老年人口内部健康分化明显,健康分层与社会分层基本吻合?当前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政策应以整合养老服务政策与健康政策为基本导向?     

农村分家模式对家庭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分析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可以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分家模式发生明显的历史性变动,主要体现在兄弟分家和父子分家两方面:兄弟间的分家模式从"一次性分家"向"多次性分家"转变,兄弟结婚后越来越多地是结婚一个就分出去一个,而不是等所有兄弟都结婚之后再一次性分家;父子之间,原有的父亲选择与独子或者小儿子一起居住的模式也正在发生改变,父亲与所有儿子甚至是独子分家、形成空巢家庭在全国不少地区成为普遍趋势。分家模式的这两种变动趋势是农村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的直接推动因素。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基于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

以西南财经数据库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为样本,从地域差异入手,运用多个SEM模型分析了我国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将影响因素分为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及行为心理因素三大类。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区域,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各不相同,各因素的影响效力也大不一样,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金融机构需要因地制宜推行不同的营销策略及理财产品,各地政府要提高居民保障力度、普及基本金融知识,并引导居民合理进行金融资产配置。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通过影响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规模、互联网使用以及土地转出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参与深度的提升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实现金融普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