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苦战南洞庭

整修南洞庭湖工程是解放初湖南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晋中南下干部领导参加的最重要的水利工程。     

“比”：乡村水利工程建设民众动员的内在逻辑——基于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湖工程的历史考察

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思维逻辑的基本概念“比”,基于1952—1953年整修南洞庭湖工程民工动员个案,分析乡村水利工程建设民众动员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工程指挥部建构志愿军榜样形象和民工模范形象,作为“比”的参照点,同时侧重建立志愿军“上战场”与民工“修堤垸”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基层干部通过对情感、年龄、政治面貌、价值、场景因素的强化,引导民工“比”的行为,使之争做志愿军式英雄和李祖范式模范;民工出于对参照点的认同,将“比”化为自觉行动,提高了思想认识,提升了劳动工效,增强了政治认同。这表明,只有真正符合“比”的逻辑,注重“比”的合理性,实现“比”的升华,才能更好地达到“比”的目的。     

南洞庭湖湿地文化遗产的生态旅游价值研究

南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拥有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该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概括了其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特征, 分析和阐述了其生态旅游价值和旅游产品。研究显示, 南洞庭湖湿地文化遗产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中的相关条款,具有历史悠久、景观类型多、湿地文化突出等3个特征;具有生态历史文化、艺术审美、科学考古等8大生态旅游价值。开展生态旅游是湿地文化遗产可持续开发和生态保护的最佳选择。最后,笔者建立了审美观赏、湖乡民俗、科普教育等9类文化遗产生态旅游产品体系;制订了遗产保护优先、双遗产旅游结合、世界遗产申报等6项文化遗产生态旅游对策。     

川西南彝族在唐宋时期的发展概略

唐宋时期是川西南彝族构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土著乌蛮与迁入乌蛮相融合，形成川西南彝族的核心部分。东蛮、马湖蛮、虚恨蛮内的乌蛮逐渐与其范围内的大部分白蛮相融合，并与在其南边的土著乌蛮、迁入乌蛮共同构成了川西南彝族的主体。本文论证了勿邓与乌蒙通婚，勿邓部落是彝族，不是西番，勿邓没有南迁会无县、建昌城没有移到德昌境内，阿逼蛮是白蛮并逐渐融入彝族，栗粟蛮不是傈僳族，栗粟蛮和虚恨蛮与明代彝族木瓜夷是渊源关系，丰巴部落、泰国、苴伽部落与鹿、近代彝族的海里源关系。指出廓清道部落即三王蛮、东钦蛮即东钦部落、新安城六姓蛮即那部六姓。订正了史书记载中的错误。对众多部落、民族的分布、演变及是否属于彝族作了简要论述。对不少问题提出了笔者的独立见解，揭示了川西南彝族在这时期的发展情况。     

《全唐诗》中的"洞庭"及其他

《全唐诗》中＂洞庭＂一词,根据唐诗中有关＂洞庭＂诗歌、相关历史、地理资料证实分析,＂洞庭＂名称含义异常丰富,并非都是指岳州洞庭,太湖也可称为洞庭。即使指岳州洞庭时,也有三种含义,即狭义洞庭、通称意义上的洞庭、广义洞庭。同时,唐诗中岳州洞庭也可以用不同的名称指代,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其中,＂巴丘湖＂与之是交错关系;＂云梦＂与之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九江＂与之有时相关、有时完全不同;＂太湖＂与洞庭在名称上常可互换,但有时指代内容却不一样。     

集体化时期农村地区人口身体素质分析(1956—1983)

我国集体化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本质提高,因而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在均平化集体经济和救助型集体保障的推动下,农民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农村人口身体素质得到很大的提升,婴儿死亡率、青少年发育状况、各种疾病的患病率和病死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指标都得到优化。     

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动员研究——以《人民日报》(1952—1953年)为中心的考察

在 1952—1953 年爱国卫生运动中,《人民日报》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工作,为爱国卫生运动的胜利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人民日报》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伴随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转换和形势变化呈现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主要采取了强化典型宣传树立先锋楷模、造就仪式景观建构集体记忆、利用图像叙事深化群众认识、做好舆论监督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坚持宏大叙事与个体表达相结合、短期目标与长期功效相协调、 群众意识与家国情怀相统一的实践原则。启示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动员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融入时代新人的培育事业,构建立体多样的传播体系。     

浅论留学生与南高师近代学科的建立(1915—1923年)

近代学科在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中的设立是近代中西方文化接触、交流、冲突、融合的结果。在西学东进的过程中,留学生成为近代学科引进中国的主要载体。他们不仅在国外学习近代学科的先进知识,回国后进行传播,而且也致力于这些近代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使之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本文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师)(1915年-1923年)为例,探讨留学生在近代高等师范教育新学科的建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53—1956年武汉市工商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成效

1953-1956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对工商业者的组织——工商联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是通过逐步改组改造工商联各级组织,建立健全新的工商联组织体系并加强对工商联组织的领导完成的。对工商联的改造成效显著,表现在既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促进了私营工商业者对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认同。     

1950—1953年贯彻《婚姻法》工作述论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初步的动员,各地贯彻《婚姻法》的工作启动开来,并在全国掀起了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的贯彻《婚姻法》工作,尚带有强烈的政治运动色彩,直到1953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才开始转入新式婚姻制度的具体建设阶段。1950—1953年贯彻《婚姻法》工作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执政方式的一个重要步骤,并由此使中共中央进一步意识到加强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1949—1952年武汉市工商同业公会的整理和改造述论

1949—1951年,为了发挥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武汉市人民政府对旧有工商同业公会进行了初步整理和改组;1952年,武汉市以"五反"运动为契机,对工商同业公会进行了进一步改组改造,并在此基础建立了新的工商联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武汉市工商同业公会的职能和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由一个以代表工商业者利益为主要职能的社会团体变成了政府推行经济政策的助手。1951—1952年武汉市对工商团体的改组改造反映了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策略的变化,同时也是解放初期新政权改造旧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神意与民意—明清江南地方宗教中裹挟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地方宗教因为受到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士绅权利不断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而蓬勃发展,虽然发展的过程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管理与束缚,但是地方社会还是充分发挥了其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中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的方面,是一种来自基层社会的自我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凸显;同时,能动也表现在被民众心态影响过的地方宗教对于乡里生活的反作用当中。由此性质而生发的民间信仰对于江南市镇发展、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公众事务处理,甚至是地方政治体系的运行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山南蓢闽方言岛音系中的两个层次

以广东中山闽方言岛中的南蓢闽方言岛语音系统为考察点,分析并描述了中山闽方言岛语音系统中属于岛方言“自源层次”的白读音系,与来自包围方言的“异源层次”的文读音系,这两个层次之间共存并用,分工协作,互相影响的语言风貌;并以此考察岛状双方言区中岛方言与包围方言之间互相渗透的基本表现,探索方言岛的演变与消亡的发展规律。     

1912—1926年中国银行商业化探析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是华资银行中最大的银行。按照中行则例规定,中行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官股商股各占一半等等。然而,其发展过程并不与原来的设想和则例条文所规定的相一致。中行不仅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反而伴随着其股份结构和制度的变迁与经营方针的调整,在逐步地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和干扰,走上了一条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演化为商业银行,而且在服务对象上逐渐地转向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从而实现了其商业化经营战略的转变。     

建国初政府在妇女婚姻自由中的作用分析——以1951—1952年《中国青年报》为例

建国初,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是在政府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启发下,借助群众运动的方式不断深入社会底层的过程。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而关键的作用：政府保障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合法权利,启发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主体意识,支持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抗争行动,纠正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错误行为。这一发展过程不是被动的“恩赐”,而是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的过程。     

五四时期（1919—1921年）妇女社团的兴起及其影响

近代中国妇女社团从萌芽出现到成立发展分别经历了：萌芽胚胎期、生长繁荣期、趋近大众期及曲折奋斗期等不同阶段。其中,五四时期的妇女社团处于趋近大众的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本文拟从经济基础形成、社会思潮渲染、妇女运动影响及社团文化熏陶等四个主要因素,对五四时期妇女社团的兴起及其条件作具体考察,并分析其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对社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人才培养的“市长现象”研究

北京钢铁学院是新中国初期成立的单科性工业学院的典型代表,文章总结了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人才培养的“市长现象”教育现象,并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产生这一教育现象和人才现象的原因。      

1949—1978年白洋淀地区人水关系的重构

1949—1978年间,白洋淀地区气候大致以1965年为起点由多雨趋向干旱,人类活动叠加其上加剧了水环境变迁。其间人水互动可分为3个阶段:1949—1957年间,社会主义集体力量在抗灾自救中得到群众认同,人水关系走出传统观念的束缚;1958—1965年间,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1963年8月大洪水中进一步发挥,但是“大跃进”也使淀区水环境发生质变;1966—1978年间,工业污染、连续干淀,人水关系开始探索如何向工业化转型。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与工农群众结合,通过 “实践—理论—实践” 的工作方法,探索构建了人水互动的社会主义模式。运动式、急于求成是期间最大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