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政策满意度如何影响村民自治参与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政策与村民自治是三农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2017年3844位农民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考察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的关系,并进行异质性和影响路径的分析与讨论。研究表明:涉农政策满意度可归因为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和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其中,农民对保障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要高于对综合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越高,其参与村民自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且对农村男性、老年、中等收入家庭农民的影响尤为明显。从影响路径看,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主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政府满意度来增进村民自治的参与度,而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通过这一路径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表现并不明显。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涉农的相关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村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资源下乡与村民动员路径创新——基于乡村自主性视角

自农业税费取消后,资源下乡成为国家形塑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国家通过资源下乡实现村庄有效治理的主旨在于能够动员村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激活村庄自治活力。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通过平衡规则输入与行政赋权充分发挥乡村自主性进行机制创新。乡村两级通过转化国家资源配置规则、协商民主融入村民自治组织、将政治领导与社会动员结合等方式实现精英吸纳和资源有效输入,激活了乡村自主性。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将下乡资源转化为村庄公共事务重塑乡村社会的利益关联以激活村民自治,在此过程中对关键性节点进行弹性化督查以激活基层干部的主体性,明确动员的对象和内容,用村民组织化动员替代科层制内部的政治动员,真正实现将下乡资源转化为动员农民组织和参与的物质基础和事务抓手,为乡村振兴具体实践机制提供启示和参考。     

经营村庄:项目资源下乡的实践与困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且项目资源下乡愈发趋于经营村庄。地方政府基于发展目标的政绩考核,将项目资源集中投放到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围绕乡村景观化打造的项目资源下乡由此呈现经营性转向。这种经营性转向形成项目资源下乡的经营逻辑,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通过资源的持续性输入打造亮点,借助行政力量对村级组织的替代主导村级发展,并利用招商引资对乡村景观进行资本公司化运作,从而实现对村庄的整体性经营。但其经营实践却带来项目资源的供需脱嵌,导致下乡资源被资本攫取,同时引发私人争利意识,造成村民脱域,瓦解村庄公共性,在此过程中村治主体的更替与村级组织的边缘化也不断弱化村级治理能力,导致村级治理脱嵌。从资源下乡视角观察,发现这一治理困境是由下乡资源内在发展导向的异化所致,项目资源下乡具有特定发展目标与发展要求,但其发展导向在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中被异化成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论倾向。基于此,项目资源下乡应立足村庄与村民本位,通过激活基层治理实现下乡资源的发展目标,以治理促发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同时推动城乡有机融合与一体化发展。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参与分析

村民自治的实施,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实践场所,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有：发展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参政动机狭隘、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其原因,主要涉及传统政治文化、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农民自身素质等方面。通过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相应对策。     

村民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四川南充市小龙镇村民政治参与的现状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四川省南充市小龙镇村民的政治参与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笔者认为,要全面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必须寻求和疏通"低成本"的参与途径,实现参与成本的理性"转移"或"置换";"两手抓",杜绝参与假象的存在;拓展农民参政的"权力",关注农民政治生存状态;全面提升农民的参政能力.     

村民政治参与研究:一个彝族村落的调查

政治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一个彝族世居村落的村民政治参与行为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在对调研样本数据进行技术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彝族村落村民政治参与的形式、特点、影响因素,并对彝族村落村民政治参与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村民参与村治的行动逻辑及关系结构困境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村民参与村治事务不足并同时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分析认为,村民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其实遵循统一的行动逻辑:利益最大化逻辑、合法性逻辑和道义性逻辑。这三种逻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村民与村治组织之间形成了“强管理-弱互动”的关系结构。这种呈锁定状态的关系结构不利于农村治理制度的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村民对基层治理组织信任的维系,也导致村民在村治当中参与不足。为破解困境,需要从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保障村民合法财产和相关利益,用发展的眼光持续推进农村治理改革。     

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

农村流动人口参与村民自治是实现村民自治"治理有效"的题中之义。基于浙江A县的"乡村钉钉"案例,对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数字化参与问题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主要是将参与场域由传统的物理空间转换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塑造的数字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在时空条件上对农村流动人口参与村民自治的限制,实现了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体缺场情形下参与村民自治目标。数字化参与的实现主要缘于治理逻辑、技术逻辑与数据逻辑的有机耦合。相较于传统参与方式,数字化参与具有多维特征和重要价值,但也具有适用事务类型有限、面临技术等各种风险及难以纳入全部参与主体的局限,未来应当厘清数字化参与方式的适用事务类型,规避数字化参与风险,妥善处理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衔接问题。     

新时期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状况研究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不断消长的过程,也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作为中国社会构成主体的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新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大致呈现出了参政态度的冷热与参与能力高低并存、制度化参与与非制度化参与并存、参政主体的不平衡与利益取向多样化并存的特点,结合当前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走有序化政治参与道路的对策,即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提高农民参政能力;积极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增强农民利益表达能力。     

村民自治:中国乡村女性民主政治参与的转型

近代中国乡村妇女民主政治参与经历了两次大转型。村民自治促使乡村妇女民主政治参与转型是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法律赋权、程序化等突出特点,但转型过程的良性发展,还需面对历史和现实的问题。     

资源下乡、行政化与基层治理困境

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资源充裕地区通过强大的资源能力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进行村庄公共品建设,但却出现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资源使用低效的现象。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从制度、管理、资源、统计四个方面对村庄行政化路径及其表现进行分析,展现行政化对村庄社会的吸纳过程。研究结果发现:村干部受职业化身份、上级强考核监督、规范化资源使用程序的三重约束及村内网格管理体系对村组双层治理结构的取代,村级组织缺少能动空间,村级治理逐渐保守化、消极化,基层治理陷入困境。因此,要探索村级治理中行政化的限度,使其形成与自治的均衡关系,以实现基层善治。     

边疆多民族地区村民自治考察与思考——基于新疆农民政治参与视角

边疆多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制度已全面推行,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正在起步和扩展,同时非制度化参与现象十分严重。文章提出应对措施:发展农村经济,提高政治参与物质保障;提升农民政治素质,增强政治参与能力保证;重视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奠定有序参与的制度基础;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创造稳定的政治参与环境。     

少数民族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参与和角色分析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村民自治的发展对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以国家制度运行的方式还没有完全体现女性角色及其参与的重要性,还不能很好地解决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能力发挥。因此还必须重视女性角色和参与的作用,即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资源享有和文化传统影响因素。     

健全组织：扩大村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

改革开放后,建立在低组织化程度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农村社区治理和村民公共参与同样存在着低水平问题,而农村税费和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把低组织化程度和低水平问题凸显出来,使农村社区治理和村民发展陷入困境,这集中反映了村民组织建设的滞后和不适应。提高组织化程度,扩大村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必须加强村级组织,使之依法定位、转变角色、切实承担起组织领导村民依法办理自己事情的职责;必须发展民间组织,使之成为联接村级组织和广大村民的载体和纽带;必须利用精英力量,使之领办、牵头、负责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社区民间组织;必须健全组织网络,实现组织上无缝对接、人员上全面覆盖、资源上力量整合、格局上形成网络、运行上协调配合,为农村社区治理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农民政治参与的特征、效果及路径选择——以村民自治进程为背景

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农民是中国政治文明进程不可或缺的主体,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反映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新时期农民的政治参与,呈现出参政意识差异大、制度化参与不均衡、参政动机多元化等特点。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效度都有待进一步拓展。从村民自治实践来看,增强物质基础、拓展制度供给、创新政治文化、构建社会组织是保障农民政治参与有效实现的合理路径。     

村民参与、村干部监督与基层善治

无论从整个国家的稳定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上看,当代中国“善治”的主要对象就是基层社会。而村民参与和村干部监督关系的研究,对探索基层社会的“善治”有重要价值。为此,选取了湘西蒙县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村民参与虽总体上对村干部履职有促进作用,但蒙县的村干部监督状况却并不理想,这源于村民参与的传统性质和村民自治的体制局限。为此需要为公民参与创造条件和实施县域地方自治,而它们的运行需要以公共利益的建构以及公民参与权的保障为基础——这最终将体现在问责制上。因此,打造健全的问责制及其所需的体制机制是基层社会“善治”的主要途径。     

中国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解决途径——以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为视角

当前,农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现象呈扩大的趋势,诸如上访、宗族等势力干扰村务,群体性事件等行为频发,这对村民自治以及国家的有序发展都造成了重大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农村制度性政治参与途径的堵塞,而村民自治相关机制的不完善又构成了制度性政治参与途径堵塞的直接原因。因此,改进乡镇治理模式,完善村民自治机制,以及加强村民委员会的自身建设是疏通制度性政治参与渠道从而弱化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必由之路。     

“织密组织”会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的90份村级问卷和966份村民问卷,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分析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进而“织密”基层组织能够显著增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小治理单元规模通过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促进村庄信息共享、增进村民认同归属3个作用渠道影响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集体经济薄弱和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不仅拓展了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广度,同时还增加了其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显著强化了村民对公共决策和村务监督的影响力。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治理单元下移、优化调整村庄治理结构、提高村民参与水平的对策建议。     

制约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积极性的因素与对策研究

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经济滞后是深层次的原因，也有文化、利益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在农村自治中村民参与村务治理的成熟程度是伴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应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重塑公民资格，明晰角色定位，处理好党支部与村委会间的关系，强化制度建设，增加政治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