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有着深切复杂的联系。他曾奉献一生大半的精力致力于日本学术文艺的译介、研究,深得日本文化的精髓,在中日两国是公认的“日本通”。同时,他的政治、艺术生命又可悲地葬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罪恶的侵华战争中。周作人视日本文化艺术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注意与中国文化艺术的比较、参证,从中获得了有益的思想、艺术启迪,并确立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观。     

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独特贡献

周作人在诗歌领域的理论建树、创作实绩及其影响,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文从诗歌理论与批评、新诗创作和杂诗写作三个方面,介绍并论述了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创立和发展作出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对作为周作人“独家产品”的杂诗,进行了梳理评价。     

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汉俳

日本俳句促成了“小诗流行的时代”,形成了“汉俳”等诗歌形式.但由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诗人不同的人生经历,最终使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汉俳在情感内涵和表达方式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呈现出不一样的诗坛风景.     

“新与旧的适应”——重识戴望舒诗歌的“传统”和“现代”及其关系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对中国传统诗词有益资源的择取和现代西方诗艺的吸纳,创作了独具个人艺术特色的象征主义诗歌,给当时的中国诗坛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不仅打破了当时中国新诗“已成的秩序”,向“理想秩序”又迈进了一步,而且还丰富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     

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进化思想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对英国诗歌史的考察都体现出诗学的自然进化思想,诗学进化思想是用自然循环的周期来看待诗歌的演变的一种观念。20世纪初的胡适和闻一多也通过诗学的自然进化思想来为新诗的合法性辩护,他们的诗学进化思想是中国文史“通变”观和这尔文的进化论合力影响的结果。     

袁可嘉诗学体系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上承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理论和京派文艺理论思想精髓,并借鉴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思想,把追求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性作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主旨。八九十年代,袁可嘉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主义这一新的诗学概念,诗学体系更加充实完整,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的特质。     

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译诗中的“新诗”因素——以张德彝为主例

外国诗歌的译介时中国新诗的产生起到了助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张德彝"们所做的前期诗歌译介工作,对后世中国新诗的萌发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借鉴经验.借助英诗汉译,早期诗歌的译者们对相应诗式诗形的寻求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汉语诗歌传统中可用的资源;其译诗本身也成为一种准创作,在不少方面成为新诗创作的萌芽和先声.     

从"白话诗"到"新诗"

本文讨论五四诗歌革新运动中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演变过程。认为在"白话诗"时期,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寻求突破,致力于"工具"的改革和形式的解放;到了"新诗"时期才改变自己的写作背景和思想艺术资源,在内容、诗体、修辞上全面接受西方的影响。     

新疆兵团“新边塞诗”六十年发展综述

新疆兵团诗歌随着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而产生,随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而壮大。20世纪80年代,新疆兵团诗歌成为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即“新边塞诗”。新疆兵团的“新边塞诗”起源于进疆部队军旅诗人创作的诗歌。在六十年的发展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诗歌。“新边塞诗”是历史上西域边塞诗的继续。“新边塞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20世纪90年代衰落。“新边塞诗”的兴起、形成、高潮与衰落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既与新疆兵团社会成员的军人身份有密切关系,也与时代社会的发展关系紧密。     

从“新乐府运动”到“格律诗运动”

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是格律诗向自由体的转化 ,而闻一多提倡的“格律诗运动”是从自由体向格律诗的转化 ,二者是逆向而行之 ,但他们的诗歌主张都是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的 ,留给后人很大的影响。但二者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 ,就是诗的完美结合。     

论"九叶"诗派知识分子群的现代困境

“九叶”诗派分化与聚合的现代困境,揭示出了动荡不安的历史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回归学术本位的艰难与困厄。《中国新诗》从备受责难与内部分裂的《诗创造》独立出来后,促成了“九叶”诗派知识分子群的最终形成,但随着“希望”而来的仍是痛苦的守候与再守候。在无地自由的生存困境中,自由知识分子拥有的“丰富”都只是“丰富的痛苦”。     

"新"与"旧"的纠缠——早期新诗合法性再认识

“新诗”外部空间合法性的争取,首先要面对的是古典诗歌传统投下的巨大阴影。胡适等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一种决绝的方式,才能为初生的“新诗”争得一席立足之地。这种决绝方式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断然宣布“旧诗”“死刑”,剥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分别从创作实践和观念演绎两个向度,大力张扬“新诗”之“新”。而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的声音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词律的编订与清人对词体特性认知的深化

由于对词体特性尤其是对宋词与宋以后词的音乐特性存在不同的认知,清人展开过作词要不要协律的争论,最终以协律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清人通常取唐宋旧词中词名相同者相比勘,以得每一调之规范。其中以《词律》与《钦定词谱》的成就最高。这些格律谱不仅被用来指导创作,而且成为清人廓清词之体制、维护词体特性的有效工具。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

从典籍中关于"礼乐"传统的记叙和<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例看,早在孔子诗论之前,作为儒家诗教基石的功利诗学观和"中和"艺术现已具雏形,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孔子诗论为源头的儒家诗教,只是对"礼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备原创性.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     

《〈全唐诗〉补遗》指瑕——兼与黄震云先生商榷

通过核对<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发现黄震云先生<<全唐诗>补遗>中所补之唐五代诗存在问题较多,尤以"新见作者26人"为甚,是近年来学界较大规模的唐诗误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