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兴”：由艺术兴起的思想延伸路线

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的观点本质上是一条思想延伸路线,而不是纯然的艺术理论。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与原始诗性智慧的天然联系。兴辞的艺术手段里包含着象辞的诗性思维特征,在思想上与原始思想相传一脉。盛行于春秋时代的广泛的“用诗现象”是艺术的传播方式,也是重要的思想训练。孔门诗教的深层意义是思想方式的培养,由此形成了古典哲学“深于比兴”的传统。     

诗何以兴——再论《诗经》的文化作用

孔子论诗,以兴观群怨之说最具影响。《诗》何以兴?联系兴的原始意义,明显具有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话语表达特质;分析儒家思想的产生与其社会作用,具有祝宗卜史的知识体系和功能;早期的兴语和兴诗是原始宗教中祭祀礼仪的元素,《诗经》中的兴与《周礼》中的兴语兴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合三者,孔子所谓的兴是祭礼的重要内容,早期诗歌是国子掌握祭祀仪式的基本教典,而祭祀礼仪则是通过具有兴这一特质的语言来完成的。诗可以兴实际上指通过《诗经》的学习可以掌握兴祭所需要的特殊语言和形式,是当时儒家对弟子继承周礼的一个基本要求。它与联想、想象应该没有关系,而最终关系建立或者是后学的附会。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孔子“诗可以怨”之本义及其悖论解读

孔子在仁德修养方面不主张怨,但在事君政事方面却是主张怨的。诗可以怨的本义是士人借用诗三百以讽谏政事,且并未有怨而不怒的要求。诗可以怨这一看似与孔子仁德相悖的主张,实质上却正是孔子推行仁德、以仁为本的政治实践的表达。它体现着孔子道统观念与一家一姓王朝政统之间的拉锯与抗衡,为士人阶层的品格塑造与参政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诗可以怨”诗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理论意脉.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安国、何晏、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在此基础上各有阐发.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的是诗的社会功用,"发愤着书"和"不平则鸣"是诗歌创作论,"穷而后工"则更加凸显现实存在--诗人情感--诗歌创作三者之间关系."诗可以怨"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论作为孔门教化经典的《诗》——以孔孟苟的诗论为中心

关于孔子删诗正乐与否的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从广义上而言,它涉及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传统<诗>三百的关系问题,因此,要澄清这一历史公案,就不单单是一个历史考据的问题,还是一个哲学阐释的问题.本文从冯浩菲先生的探讨出发,转换研究的立场,力图由诗教阐释的角度,通过对孔门"思无邪"、"诗可以兴"、"诗言志"三个典型诗学命题的分析,厘清儒家与<诗>三百所发生的意义关联.     

诗可以兴的现代阐释

要解开兴体的结构之谜与(审美)功能之谜,必须借助海德格尔对时间的出色分析。用海德格尔的哲学分析去解决深层历史学的精神发生,其理论依据在于哲学现象学的微观结构与文化人类学的宏观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解释学循环。海德格尔从现象学角度解析的时间意识的三重内涵,也即诗学人类学之"兴"的主要内涵,即纯粹时间体验、死亡意识和焦虑感。从兴的内在结构看来,它既是体(时间意识),又是用(时间感受);既是主体的内在直观形式,又是客体的具体存在模态。     

诗可以怨的历史传承与嬗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在中国诗史上形成一条影响深远的理论意脉。本文拟对诗可以怨这个诗学命题的诗学源流和思维方式作出分析,并且立足于当代文论建设,对此命题进行学理反思和局限分析,在局限分析中把处于悬置状态的新的文学观念逼现出来。     

论赋、比、兴与“诗言志”及“诗教”的发生学关联

赋、比、兴 ,诗言志与诗教是中国古典诗学史鼎足而三的诗学概念。氏族会盟活动不仅是赋比兴的母体 ,也直接孕育了诗言志与诗教两大诗学观念 ,并由此导致了这三种诗学观念的发生学关联     

当代“女性诗歌”繁荣的原因追溯

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繁荣,与女诗人强烈的表现自我的意识骨肉相连,同时80年代相对开放的外部环境,使得年轻女性诗人更有可能轻松地折返女性自身,而西方的性别理论、“弗洛伊德”学说又为女性诗学提供了理论指导。     

从新教传教士的译诗看新诗形式的发端

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他们的译诗,是汉诗欧化的最早尝试。我们从这方面的翻译中,可以看到汉诗一步步走向欧化的过程,以及中国诗同外国诗之间的融合,从而形成汉诗新的特点。这种努力到五四之后,成为新诗发展的重要方向。     

晚唐咏史诗兴盛的儒学背景

晚唐咏史诗的创作是中国古代咏史诗发展的一个顶峰,对于其兴盛的原因,学界多将之与晚唐黑暗的社会现实及士子的悲剧心理相联系,从思想层面上探讨得反而不够。实际上,晚唐科举考试中儒学内容的增强,尤重史学,以及中唐文儒观念的流变及影响,是晚唐咏史诗兴盛的一个重要的儒学背景。明乎此,我们也更能理解晚唐咏史诗中强烈的现实旨趣,甚至于其“空言明道”的特质。     

中西艺术结合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新诗理论简论

针对早期白话诗存在的问题闻一多提出了以"三美"为基础的新诗格律化的主张,来实现新诗形式的规范,这一主张的提出根源于闻一多所持有的"非功利性"的文学自觉,同时他较早地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相互统一的文学观念: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地上创作"中西艺术结合后产生的宁馨儿",对于今天的文学依然适用。就总体而言,闻一多的诗论为中国新诗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学进行了良好的理论探索。     

杜甫诗歌的色彩艺术

杜甫善于运用色彩这种绚丽的视觉语言,很注意色调的运用,他的诗本身就是五色缤纷的世界,用形象事物特有的光彩来描述人生旅途的见闻和感慨.在杜甫诗歌中,色彩又是意境创造的重要方式,也是理想人格的有效载体.杜诗色彩的运用极富特点,有着完整的、成熟的、自成体系的用色技巧.后代诗人在用色方面大多是继承了杜甫的手法,再没有人能在体系上全面超过他.这与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写作追求是分不开的.     

“既见君子”之诗篇题旨考

在《诗经》中,“既见君子”共出现二十二次,分别见于九篇诗歌中。因各篇诗歌内容与主旨的不同,“既见君子”的意义指 向也有所差别,或指的是诸侯见天子,或指的是国人见诸侯或贤者,或指的是女子见丈夫或情人。     

形式与观念——阿波利奈尔艺术思想简述

20世纪早期,在先锋派艺术运动的影响下,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美国诗人E·E·卡明斯均创作过大量图像诗作品,二人作品中运用的拆解、重构和拼贴等手法明显受到当时立体主义绘画思潮的影响。图像诗需要调动读者两种不同的视觉机制,莱辛曾指出诗与画应当界限分明,但阿波利奈尔和卡明斯的图像诗并未因为图像思维的介入而流于简单的字符游戏,相反仍保留了相当高的文学价值,这主要得益于二人创作所借鉴的立体主义绘画本身就强调观者的阐释,具有阅读性,以及两位诗人的作品也并未放弃对诗歌音乐性和深度的追求,图像与诗歌在二人的创作中得到了完美融合。

     

鹳雀楼之诗——唐王朝兴衰的心灵史

山西鹳雀楼,是唐人登高赏会、吟咏寄情的名胜。今存九首鹳雀楼诗歌,分属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诗歌气象与情感基调随着时代的盛衰而变化。诗歌背后的诗心,折射了一个王朝的命运。盛唐鹳雀楼诗反映出无限理想中饱满激荡的力量;中唐鹳雀楼诗透出盛衰之变中无法承受的感伤;晚唐鹳雀楼诗反映的是残山剩水中无所适从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