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困境与策略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监督工具,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增强执政党与政府公信力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作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现实困境在于,财产申报制度的官员认同度不高、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缺乏法律制度的支撑以及配套制度不健全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要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的主体制度、完善官员财产申报的配套制度、优化拓展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路径选择。     

官员博士化现象原因与防范措施分析

官员考取博士的现象在我国愈演愈烈,造成"官员博士"数量的激增,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官员博士化"现象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原因,透过官员、高校、社会对"官员博士"现象进行多角度分析,通过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路径有效促进"官员博士"问题的解决,优化社会风气。     

论地方政府官员微博的公信力

地方政府官员微博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微博公信力的树立,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微博仍存在形式主义、微博内容不合网民期待、以官方姿态对待网友、格调不高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官员的信任,阻碍了官员微博功能的良好实现。因此,从官员修养、网民互动、信息发布、微博经营等方面着手,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微博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反腐败高压下政府、投资商和官员三方博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博弈论思想,在建立政府、投资商、官员两两参与的混合策略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政府、投资商、官员三方参与的混合策略博弈模型,通过分析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提出了降低投资商向官员行贿和官员受贿概率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商行贿行为、官员受贿行为的概率与政府查明投资商和官员之间行贿受贿的能力、政府反腐败的成本、政府对投资商行贿行为和官员受贿行为的惩罚力度等因素有关。因此,利用信息手段提高政府查明投资商和官员之间行贿受贿的能力、降低政府反腐败的成本、加大对投资商行贿行为和官员受贿行为的惩罚力度,能够有效提高政府的反腐败效率。     

问责官员复出之失控及其法律规制

近年来,问责官员频频被发现悄然复出,问责官员的复出呈现出高比例化、神秘化、迅速化、高位化、争议化等特点。问责官员的轻易复出架空行政问责制,损害问责制之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严重了损害政府公信力,也会助长"唯上不唯下"的官场不正之风。当前我国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之乱象,既有问责官员复出制度的不完善之故,也与我国长久以来的"官本位"吏治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当前,从实体上界定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十分困难,但可通过完善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通过正当程序实现实体正义。具体包括:要求行政问责时即对问责内容、复出时限加以明确规定;确保公众在官员复出中的知情权;建立官员复出的公众参与及反馈机制;建立问责官员复出后的公众监督机制等程序要求。     

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的困境和实现路径

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是推进网络反腐进程的必然要求,是扩大网络民主监督的有效措施,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建设透明政府的有效途径.我国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面临的困境有官员自身的阻力及财产信息公开的政治风险顾虑、官员财产信息界定和审核困难、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形式化、缺乏制度和法律支撑,应不断强化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的意识、加强官员财产信息界定和审核环节、稳步推进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落到实处、从制度和法律规范官员财产信息网上公开.     

基层副职官员的晋升激励:官员晋升的激励相容

追求晋升是官员最大的效用函数,如通过有效的晋升激励来鼓励副职官员努力工作,并认真接受正职官员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党管干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当前的官员晋升体制主要有传统的常委会任命制、公推公选制、考试选拔制、海推选举制等,这些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副职官员在晋升中的激励相容问题。在遵守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前提下,通过基于绩效的副职官员选拔制有助于克服以上障碍,实现副职官员工作努力中的激励相容。     

清代新疆官员的养廉银

清代官员俸禄微薄,正常的生活和政务活动主要靠养廉银维持,新疆官员亦如此。但是,由于新疆地处边陲、物价昂贵,官员养廉银的数额与内地同级官员相比不但高出许多,而且发放形式也有所区别:除对内地调入的官员主要发放全国通用的白银外,对本地少数民族官员和王公伯克则主要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农奴等作养廉之用,另给少数只在当地使用的普尔铜钱作为补充。以上作法,为保障新疆官员的正常收入和开展政务活动起了一定作用。     

宋朝官员印纸批书制度探究

宋朝政府对各级各类官员普遍颁发印纸,用于记录其入仕之后的阶官升迁、履行职责情况和功过奖惩等,这种官员印纸批书制度在宋代实行时间长、使用范围广,是宋朝考核官员的一个基础性的环节。对于政府而言,印纸批书不仅是了解各级官员业绩和各地各部门情况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也是对官员磨勘升迁、注授差遣所依据的重要文书档案。对官员个人而言,它则关系到其在官场上的升迁或贬降。因此,宋朝对官员印纸的发放、印纸批书内容和批书者的责任追究都有明确规定,但宋朝官员印纸批书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     

中国古代廉政学说的道德基础

中国古代的廉政学说有着深厚的道德基础,它要求官员廉洁,但不回避官员的利益问题,而是强调厚禄对于官员廉洁的重要性。它要求官员遵守道义,以此作为廉洁的准则,但不反对官员追求富贵,而是要官员得其应得,不求分外之物。它没有将廉洁视为官德的最高境界,而仅看作是官员的基本要求。它强调官员廉洁自律的道德价值,要求官员注重自我修养,社会加强官德教育。     

免职衍生为问责手段的误区及化解

从法律上来看,免职是一种正常的人事任免手段,不具备惩戒性;问责则要求官员对其行为作出解释以及回应,并对违反公共职责的官员实施一定的惩罚,具有一定的惩戒性。"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影响、我国现有的问责法律制度中对官员"免职"的责任定位不明确、官员问责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是免职被衍生为问责手段的主要成因。以30个案例分析指出,免职被衍生为行政问责手段将产生执法过程随意性大、"免职"官员的复出成为常态、免职被异化为庇护官员(尤其是高官)的保护伞等一系列问题。应纠正目前法律中对免职的各种模糊规定,明确免职的人事管理性质,取消"免职"作为问责官员的惩罚形式,统一规范我国官员问责的形式、内容及程序,从制度上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官员问责机制。     

具有涉他偏好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激励研究

将行为人涉他偏好(嫉妒和自豪)因素引入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模型中,考察了其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涉他偏好对地方官员产生了更高的先验激励,在加剧同级官员之间竞争、促使地方官员付出更多努力的同时,还改变了社会福利水平和地方官员对区域合作抑或分割的行为选择;处于竞争劣势的官员会在维持发展型努力的同时采取"攫取之手"并提高其保留效用;地方官员在合作时倾向于同所辖区域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区域,而非发展水平相近的区域。     

问责官员无序复出:一项制度视角的研究

当前中国,官员问责方兴未艾,而问责官员无序复出也愈演愈烈.问责官员无序复出的原因,既有我国官员复出制度本身存在问题,也有复出制度执行存在偏差问题.为充分发挥问责制度该有的作用,必须对问责官员的复出从复出原则、复出条件、复出程序、复出时限、复出职位等方面进行全面、严格、细致的规范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竞争激励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官员外在激励条件不具备,扭曲了官员经济竞争目的和行为,导致官员外在激励有效性缺乏。体现在:一是激励报酬缺乏导致了官员经济竞争的政治目的;二是业绩考核欠准为官员经济竞争实现政治目的提供了条件。我国地方官员经济竞争效率低下的现实也证明了这点。官员外在激励有效性缺乏也突出了官员内在激励的重要性。     

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

中国古代官员的谥号是对官员死后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达到一定级别或个别业绩突出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为了对官员"别尊卑"和"劝善惩恶",宋朝对官员的给谥资格和给谥程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宋朝党争激烈,不同派系轮番执政,官员的谥号也随之出现了追、改、夺的情况。南宋初年为鼓励文武官员抗金,一度放宽了对官员赐谥的资格要求,对在北宋末、南宋初抗金斗争中忠贞不屈的官员,则突破谥法限制给予了追谥或特赐谥号。但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社会传统,加上议谥、定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滥用,宋朝谥法实施过程中问题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谥泛滥,甚至善恶颠倒,这在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赐谥方面的厚此薄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使得宋朝谥法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浅析官员隐私权

隐私权是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但作为特殊主体的官员的隐私权,应该受到合理限制。可现实社会中,随着诸如关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否侵犯官员隐私的热议持续不断等社会现象,对官员隐私的保护和官员隐私权的限制之间的协调关系问题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么,官员的隐私权究竟该如何限制?这种对官员隐私权合理限制的范围边界又该如何界定?本文以此作为出发点,对官员隐私权问题进行探讨。     

论唐代官员的权利保障及其影响

唐代官员权利保障表现为:履行职责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工作条件,领取法定俸禄,享受法定的福利待遇;官员享有退休制度、休假制度及特殊恩惠。唐代官员权利保障机制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人权受损;建议权利缺乏法律保障;官员晋升机制不健全,人为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官吏缺乏保障申诉和控告的权利。唐代官员权利保障失衡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官员为确保自己的官位、仕途及生命安全,常寻求制度以外的援助,或者交结高官、权贵,或者形成同乡、同宗、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为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及原因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跷板”模型的分析简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治理腐败问题,是制度反腐的必然之举、廉政建设的有力保障。但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过程中面临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困境。本文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分析了部分政府官员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阻碍作用,并建立了“跷板”模型,结合博弈论,具体分析了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对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冲突与协调：网络反腐视角下的官员隐私权保护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成为公民实施监督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有效打击腐败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如网络反腐中的言论自由权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之间极易产生冲突。如何平衡和协调好网络反腐和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关系,保护因网络反腐而受到侵害的官员隐私权权益,就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对于网络反腐与官员隐私权的协调保护,应坚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和比例原则,并从限制官员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增强公民对官员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意识等路径保护官员的隐私权。     

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探析

明代继承唐宋三品以上给谥的资格限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明代官员得谥品级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三品以上两京大员方能得谥的标准贯彻始终,而品行业绩特别突出的少数四品以下官员也可得谥。官员生前品行业绩是衡量其得谥与否的重要因素,业绩平常者概不予谥。个别一二品高官无善行而得美谥则最终不为社会所认可;四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因品行业绩特别突出而得谥,他们的所言所行符合传统谥法对立德、立言、立功方面的要求。明代中央集权制的强化使皇帝操控着官员得谥,其他因素诸如官员之间的恩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避讳等也会影响官员的谥号。总体而言,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是明代自身发展特点及具体人事干预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官员谥号背后复杂的政治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