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尔事件看20年代初德法英美关系

1923年1月11日,法国伙同比利时出动10万大军,进占德国鲁尔地区,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建立的“和平”局面,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英美政府极力对这一事件施加影响,法国被迫于1925年撤军,结束了占领。由此,法国外交政策遭到了大战后最惨重的失败。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突出地反映了当时西方德法英美诸大国之间矛盾、斗争的尖锐性与复杂性,展现了战后初期欧美国际关系的中心内容及其发展变化。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一法国占领鲁尔是以德国拒绝履行赔款义务作为理由的。而事实上,法国大举出兵是为摆脱国内的财政危机寻找新的出路,更是它彻底削弱德国,在欧洲大陆确立霸权地位的重要步骤。     

从现代到后现代——文学意义与解释关系的演变

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过程中,西方文学领域内寻求文学意义的解释经历了3次重大的转向,可以约略概括为作者意图说、作品中心说和文本阅读说.从作品到文本的概念转换过程中,对意义的理解也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元的解释,同一文本在同时可以容纳多个不相同的意义存在.     

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第二代英国新左派引进、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欧陆当代思想资源,逐渐偏离英国本土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立场,形成影响巨大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第一代英国新左派以不同方式进行了回应。     

战争中的哲人——从苏格拉底到尼采

尼采在其学术思想生涯的起点上参加了“普法战争”,并从这一现实的政治行动中获得了其哲学的核心观念“权力意志”。未曾以“战争”为主题的哲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哲人:尼采完全有理由避免参战,却毅然要求参战,这是深受苏格拉底战争经历的影响。孔子参与并一度主持鲁国政事是为了“治国”,苏格拉底参加三次战役是为了服从城邦的法律,尼采服务于战争是“为祖国效力”:真正的哲人与城邦或祖国休戚与共。然而,政治哲人参与包括“战争”这种政治的极端状态在内的具体政治实践,终究只可能是一种短暂的“政治”行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尽管真正的哲人都不是“和平主义者”,但真正的哲人都不以“匹夫之勇”为其德性。真正的哲人明白,民众眼中的“胜利”,终究只是“被缚的囚徒眼中火光映照在洞壁上的影子”。     

从批评到学术——我的90年代

边缘的认同如果说批评是“前沿”，学术研究是“后卫”，这两者的界限在我什么时候变得模糊？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对当下的文学现象逐渐疏离，对学院式“枯燥无味”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认同感？是刚进入９０年代的时候吗？当时的文坛的确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作品，我们这一代批...     

从否定到返回:儒学和西学互镜关系下的演变

面对西学以及西方文明,儒学经历了一个不断地自我调适和转化的过程,并且出现了四种主要的对待儒家传统文化的态度:一是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否定"的态度,主张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以新方法代替旧方法;二是"开出"的态度,主张从儒家传统中开出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三是"并列"的态度,强调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相对独立的特性;四是"返回"的态度,一些西方思想家试图返回到儒家传统中去,以解决西方科学和民主出现的问题。     

三四十年代战争背景下的母爱书写

在战争背景下,三四十年代现代作家笔下的母爱书写与二十年代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出现了多维度、多元化趋势.已经不是二十年代作家笔下至纯至真母爱主题的极度张扬,而是揭示母亲极具社会性的复杂一面,出现了积极进取、努力摆脱现实命运的母亲形象,并出现了一大批"革命母亲".圣母形象逐渐消失,人性恶的一面彰显出来.革命女性作家尽管将更多的笔墨泼洒在全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解放上,女性的内审意识开始弱化,但是也难掩她们作为母亲内心的悲戚与哀伤.     

中亚早期城址形制演变初论——从青铜时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

本文以中亚马尔吉亚那和巴克特里亚地区为重点,兼及索格底亚那地区,对这一地理范围内发现的从青铜时代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主要城址进行了初步考察,勾勒出中亚早期城址形制演变的阶段性特征。     

李烈钧等与冯玉祥在30年代初的反蒋抗日活动

察哈尔抗日,是本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起伏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对于活跃在上海地区的李烈钧等反蒋派与该事件的关系,学术界迄无研究。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揭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军侵略的深入以及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李烈钧等上海反蒋派与冯玉祥频繁接触,酝酿反蒋抗日活动。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后,李烈钧等积极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冯玉祥筹备举兵抗日。     

从对峙到合作——吴人与西晋政权关系演变过程叙论

西晋灭吴后，作为“亡国之余”的吴人需要处理和西晋政权的关系。在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对峙后，以陆机兄弟入洛为契机，吴人开始积极出仕西晋政权。西晋末年的大动乱，导致仕晋吴人命运坎坷，但由于吴人已对西晋政权产生认同，他们最终选择翊戴司马睿，建立东晋。     

从对峙到合作——吴人与西晋政权关系演变过程叙论

西晋灭吴后,作为"亡国之余"的吴人需要处理和西晋政权的关系.在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对峙后,以陆机兄弟入洛为契机,吴人开始积极出仕西晋政权.西晋末年的大动乱,导致仕晋吴人命运坎坷,但由于吴人已对西晋政权产生认同,他们最终选择翊戴司马睿,建立东晋.     

从熟悉社会到透明世界——监视视角下的社会类型演变

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具有多样性和多面性的特点。以监视为视角,可以发现,在传统的熟悉社会里,在等级体系之内主要进行责任性监视,而在等级体系之外则主要依赖竞争性监视。随着城市化推进、人口流动性增大,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演变为陌生人社会,借助新技术进行监视既必要又有效。通过对个体空间轨迹以及交往、交易信息的记录保存,个体的存在变得透明可视。透明虽然方便了个人生活和机构管理,却产生了非预期后果：科层制的层级关系甚至无层级关系的社会成员都被置于权力的关联结构中,而网络公司借助技术优势收集个体信息并以此作为赢利资源,诱导和改变用户的消费行为,甚至改变他们的行为与价值。因此,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监视设备、监视信息的使用。     

从几个节点看1920—1930年代招商局政企关系演变

1920—1930年代的招商局政企关系起伏较大,影响深远。该局虽然能够抵制北洋政府查办,却被国民政府先清查,后国营,最后收归国有。此间的各方往来及因应互动,反映了政企之间从合作博弈向非合作博弈的过渡。影响招商局政企关系走向的既有政的因素,也有企的因素。招商局面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干涉的不同结局,为长时段观察中国近代政企关系走向提供了较好的案例。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的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败落及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近代以来的文化自卑转向文化自觉——即文化的自知、自省和自我超越的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价值重估与主体地位的坚持,在文化“会通观”指导下构建现代中国文化的实践探索等方面。其结果是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础。     

从文本细读到理论范式——初论孙绍振

孙绍振简介: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华侨大学中文系任教,1973年奉调至福建师范大学。现为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孙氏曾致力于诗歌创作,曾有诗集出版。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卷入朦胧诗大辩论,其《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从1981年在《诗刊》刊出以后,引起广泛的批判,1983年又与谢冕之《在新的崛起面前》、徐敬亚之《崛起的诗群》遭到批判。但是日后的实践证明:孙氏的这一论文已成为当代新诗发展史的重要文献。到90年代中期,已经为一系列当代文学史所肯定,其手稿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自1981年以后,孙氏集中力量从事文艺理论之研究。有专著《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怎样写小说》《孙绍振如是说》《你会幽默吗?》《挑剔文坛》《直谏中学语文教学》等等。孙氏的所有学术以其独创之真善美三维错位及形象之三维结构之理论为基础,自成系统。     

从战争工具到战略符号的军事技术

充当战争工具是军事技术实现价值的主要方式.作为工具的军事技术可用于达成政治意图和战略目标、构建战场格局并获取胜利、拓展战斗能力及杀伤效果.军事技术由战争工具上升为战略符号,是战略意义超越军事价值的结果,必须满足战场实践、战争模拟、技术前景等方面的基本条件.核技术引发的战争困境和军事技术发展的逻辑导致政治对军事技术战略价值的认可.信息技术的符号价值,通过形式化体现战略动向、具体化表达战略内涵、动态化解释战略外延得以实现.     

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演变逻辑:从双重管制到双重放权

城乡经济关系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理解城乡经济关系的演变逻辑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关键性意义。在理论上,存在着政府—居民、中央—地方双重互动→资源配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式→城乡经济关系演变的顺次决定机制。在该机制中,政府—居民、中央—地方的双重互动是影响城乡关系的本源性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政府—居民、中央—地方的互动方式各不相同,相应的城乡关系也就具有差异性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地方的不完全分权与政府—居民的不完全分权相互叠加,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拉大。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约束条件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而政府—居民、中央—地方的双重互动也面临着从不完全分权走向完全分权的使命。唯其如此,才能形成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城乡均衡的利益分配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差距收敛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     

战争背景下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

战争构成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流变的重要背景,它不仅直接制约着战时作家的生活与文学面貌,多方面地影响着战时文学的主题、题材选择与文体风格及创作形式的确定,而且战时形成的社会心态与文化规范对此时此后的文学发展有重大的型范作用。     

从注视到倾听——关于西方哲学演变的一个思考

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到现代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注视”到“倾听”的转向。传统认识论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和对立为前提,以主体的理性概念对于客体本质的再现为内容。这种认识论一直决定着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这一特证可以用“视觉隐喻”和“理性（视觉）中心主义”加以概括。“注视”是主体的主动投射,其目光集聚在静止和孤立的原子式的实体上;“倾听”则是人的承受,它从四面八方感受到万物的声息。“注视”中的人受概念理性的制约和支配;“倾听”中的人则是本真的充满灵性的人。海德格尔以语言学的研究为契机,提出了“倾听”和“思”的哲学,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视野和方向。     

从文艺批评到文艺政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的演变

张永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当代面临严峻挑战,亟需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这就需要重视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与创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切实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性,等等。江守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两个方面,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主要继承发展了历史标准方面的内容,并将其演变成文艺政策,此一现象应引起我们的审视与反省。胡亚敏认为,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提出的艺术生产不仅具有商品属性、更具有审美属性的这一论断,在今天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清醒地认识艺术生产的这一特殊性,对当代中国文坛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