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下的府际关系建构研究

良好的府际关系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性因素.目前,府际关系充斥着各种冲突与竞争,府际合作费用无人分担,府际合作利益竞相争夺,导致合作困难,面临着产业同构与重复建设抹煞府际比较优势,政治晋升博弈导致府际合作困难等.需要充分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整体性府际关系,使府际冲突走向府际协同,府际竞争走向府际合作,府际关系碎片化走向府际关系整合化,打造整体性府际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实现府际整体性治理.     

论组织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

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的典型组织形态,它在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所有文明成就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官僚制组织存在着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间的冲突.一方面,官僚制组织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以及为了实现组织基本职能,有着一整套正式规则、结构和程序,但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和执行任务的特殊性,它又必然会产生一套非正式的规则、结构和程序,因而出现冲突.在整个工业社会,这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合作制组织的出现将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冲突.     

国有企业治理悖论

公司治理的基本制度就是委托代理制 ,而委托代理制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权利的配置问题。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的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 ,收效甚微 ,是因为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刚性的存在 ,导致政府与企业的异质性博弈 ,结果引起国有企业治理的形式化。对于同质性博弈而言 ,博弈本身就是一种约束 ,而对于异质性博弈来说 ,则会导致效率损耗。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异质性博弈时 ,双方处于一种非均势的博弈态势 ,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对方的异质强制力。异质性博弈表现出较多的不稳定性 ,而且在双方强制力支配下形成的异质性博弈往往是效率较低的。改革以来 ,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进度缓慢 ,并发生大面积亏损 ,从根本上看 ,就是由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刚性引发异质性博弈而造成的     

关系霸权: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兼评两个关于建筑业农民工的研究

在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中,沈原等学者发现农民工带入劳动过程的先赋关系被纳入权力结构,构造了工作现场中"霸权"的新形态--关系霸权;这一研究受到了蔡禾、潘毅等学者的质疑.本文通过对沈原、蔡禾等人文章的梳理,认为"关系霸权"为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作为工作现场的一种权力形态,"关系霸权"是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博弈机制,它是一面双刃剑,既在劳动现场生产了忠诚、约束了不满,又延缓了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转型进程;既是一种权力的资源,同时又为工人的反抗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后危机时代中国民营企业治理的法律规制问题——以国美控制权之争为例

国美之争看似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控制权之争,实质上是传统家族式治理与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两种制度之间的博弈。所以,在民营企业中,那些看似规范的、科学的、合理的公司治理制度,很大程度上形似而神不至,根本不能体现公司的全部权力关系,故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提升自身实力、活力、竞争力时,面临公司治理上的严峻挑战。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各利益主体在公司内部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的博弈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遵守一定的法律规则,同时还需要相关法律规则的不断修改与完善,以满足发展和变化着的公司实践的需求。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治理：权力膨胀与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在社会领域诱发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不但深刻地影响着既有的生产关系，而且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在算法全方位赋能社会治理的背后，也蕴藏着一系列内生风险，并由此引发了技术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剧烈冲突与碰撞。文章基于国内外算法治理领域对算法规则和算法权力的单向度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调研的方法，结合公共管理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多学科思维，探讨算法规则向算法权力的动态转变。正是这种动态转变加速了算法权力的膨胀，这也催生了大量的算法风险，引发了社会治理的困境。因此，算法治理需要通过约束算法权力进行建构、引导和反思。算法治理的路径包括确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提高算法的可解释性以及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体系。     

合作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博弈分析

在合作治理模式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实际上是与其他治理主体合作与竞争、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作为独立的利益体,各主体间必然存在相应的利益分割。因此,各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基于演化博弈论的思维构建起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社会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设置相关的博弈参数,具体分析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在演化博弈结构下的关键环节与策略选择,进而可以寻求阻滞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结构

制度安排间的相互作用对转轨进程及转轨绩效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制度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我国转型经济中影响交易活动的"关系"规则、"指令"规则以及市场治理规则,详细论述了转轨过程中"关系"规则与"指令"规则对市场治理机制的替代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结构失范问题,最后提出规范转轨经济中制度结构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及策略.     

青年农民工城市认同的道德冲击

认同感作为个体心理的一部分,在社会结构中不断被反思性建构。城市认同除了社会制度、社会网络和个体特征的影响外,也与社会道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前赴后继"的城市流动中,在社会阶层上行与维持的博弈、抗争之间,青年农民工在复杂城市生活中不得不面对新的规则语境,需要在自我中心和社会合作之间需求平衡与互补,他们的心理韧性不断经历激烈反复的考验,道德的自觉认同和维系不断经历着撕扯和冲突。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的生存场域变迁及个体化趋势带来道德意识、道德标准、道德内容逐渐发生变化,这三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农民工的城市认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探析

全球价值链是现代世界经济的核心,它是全球范围内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现代社会生产的灵魂。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全球价值链追逐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价值。全球价值链博弈的前提、主体、标的、规则、策略发生着历史性变迁。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构建合作演化博弈范式对全球价值链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国际大变局背景下,中国需要培育和发展"先实力"与"和实力",推动世界生产、交往方式向更合理的方向迈进。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     

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探索前进推动着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创新。在当代中国的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基层政府、赢利企业、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成为了社区治理的五大主体。这五大主体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民委员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民委员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民委员会是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并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第三部门组织公务与司法监督途径的探明

第三部门组织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除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经济组织以外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所有社会组织,包括公益型、互惠型与综合型三类.第三部门组织根据公共责任通过行政活动承担组织公务,提供公共物品,其行为形成公法关系、私法关系,基础关系、经营关系的结合.在所运用的权能的构成来源上同时包含了自治固有成分与法律法规授权部分.其行为的性质与司法治理的需要决定了这类组织的争议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根据该组织的自制规则以及公务的公共性、重要性程度,结合模糊推定规则,可以辨明这一过程.     

价值驱动、结构优化与主体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参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需要建立价值驱动，使治理主体明确责任并筑牢信任与尊重的基石，增益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性；实现结构优化，厘清治理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结构，以完善的规则体系保障合作参与，增进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进行主体赋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要素融入基层治理，创新合作参与的协商机制，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效能感，增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持续性。     

论法治与村民自治之冲突与调适

村民自治与法治作为我国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治理方式,存在着一些冲突,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法治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在治理范围上的冲突和作为"普适性知识"的国家法律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村民自治规范在治理内容上的冲突.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实行村民自治,我们需要正确划定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的边界,为村民自治提供成长的空间.同时,国家法律与自治规范需要进行双向的良性互动,以消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冲突.     

论乡政与村治间的博弈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在现实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乡政与村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博弈性冲突。乡政与村治间博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双方的权力竞略和利益诉求造成的。解决乡政与村治的博奕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达成双方共同受益的合作博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良性的权力对接机制,构建合理的利益流通渠道。     

政府官员上下级关系:"位差"调适与化解

在政府组织中,上下级的等级关系客观存在,由此产生了上下级之间的"位差博弈"及其相应的策略选择.针对位差而产生的心理距离,可从两方面进行调适,即微观上的"上下级对子"的关系交换机制与宏观上的"上向信任"与"下向信任"的双向机制;对于位差的化解,既需要批判与反思中国传统的官僚人格,也需要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进行建构,最终形成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导向的上下级关系的心智模式.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问题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是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作为治理的主要力量,以乡规民约作为主要治理规则.城乡规则的差异性使得二者社会治理存在着差别,但城乡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农民思维方式、行为规则、农村社会结构和规则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的结构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内涵、关系及结构的认知

在当下社会治理中,权力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它渐趋褪去了原本的强制性底色,而演化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特征的行动能力。基于此,权力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传统论域下的冲突关系、委托关系转变为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耦合关系和互动关系。同时,借助结构化理论,对权力结构的认知能够突破权力关系模式化的简单理解,探索发现被隐藏的规则及功能,从而重新认识和定义权力结构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