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先驱：郑观应与李斯特经济思想之比较研究

晚清重商论者郑观应和德国19世纪上半期经济学家李斯特适应于各自国家历史发展阶段,提出了独立发展近代经济赶超先进的经济思想。在生产力、工业化、政府干预等方面提出了相似之主张。郑观应和李斯特致力于后发现代化,其思想主张具有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发展经济学”内涵。在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转折期,郑观应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之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方向。     

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世界地位──兼论发展经济学的三个阶段

人们常常把发展经济学看成是源于西方的学科．实际上它的源头却在中国。从发展经济学总体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十九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中国能在世界上率先提出经济发展主张，与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欠发达国家，处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分不开的。就其本身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大致可分为酝酿期、萌芽期、形成期、展开期、成熟期五个历史时期；它主要是中国学者和政治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也受到西方学者和西方经济学的一定影响。     

“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系统阐述与成功应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教授的新著《中国经济发展动因分析》已于１９９９年９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是陆教授近年来在经济发展理论方面研究心得的结晶。该著内容可分成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作者近年来所发展出来的备受关注的"后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一次进行了系统、严密的阐述;二是以该理论为解读框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作了极为成功的分析与解释。该著的理论创新概括如下：（１）对“发展”范畴的重新认识。陆德明教授指出,发展不等于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事,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所有国家都是“发…     

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中国经济的纲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表了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既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要提高增长的质量，中国经济要选择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发展战略；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承继中国优秀民族文化，学习和汲取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     

论发展经济学中的几个问题

发展经济学中有几个问题尚有争论;是否存在着“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在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中占什么地位?如何理解“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发展经济学是否已陷于贫困、停滞甚至走上衰亡? 我将在本文中对这几个问题逐一阐述我的看法。一、是否存在着“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 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发展中国家的逐个出现,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兴起了一门崭新的学科,它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号称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的滥觞：晚清重商思想三题议

晚清重商思想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中的＂关键词＂,本文探讨了晚近研究中忽视的三个问题：何谓＂重商＂;重商思想的演变;重商思想之要旨。并认为,重商思想从结构性制约探寻富强之道开出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面向,在近代语境下由落后变先进的时代诉求赋予晚清重商思想以＂发展经济学＂的特质,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晚清重商论者触及了中国近代化转型的要害,可视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与开拓者。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

本文认为：美国传教士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开创了具有西方近代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教育；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推动和协助中国创建新学，并且直接参与改革新学教育。     

谭崇台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写在谭崇台先生执教66周年之际

谭崇台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被公认为把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多年来,他在引进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基本原理、经济发展思想史、发展经济学新发展、比较经济发展史以及如何将发展经济学运用于中国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国内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和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谭崇台先生的4部获奖著作构成对他在引进和创新发展经济学以及在推进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中所做杰出贡献的主线。     

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再思考

该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１．怎样评估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还是寄希望于清廷自行改革宗法专制制度？这种称之为现代爱国主义，作者认为在晚清是实现不了的。２．怎样评估近代中国岭南文化的“定位”？作者不同意说鸦片战争后不准外国人入广州城，是体现了岭南当时主流文化的封闭性。这是广州人对不平等条约的抗拒，与反对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不能混为一谈。     

以制度创新为杠杆,推动贵州经济发展──论建立贵州贫困山区开放开发试验区

本文根据系统自组织理论和相关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建立贵州贫困山区开发试验区，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特点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理论，而经济理论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集中表现在以下八个“统一”上。1、邓小平经济发展战略理论是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有机统一。从客观条件来看，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在国际方面，邓小平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2]因为中国要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需要这样的…     

通过海外华人观照中国文化及国民性

近代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到海外居住求生，他们身处中西文化交流的结合部，“两脚踏中西文化”，在另一文化环境中保持着华夏文化传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通过他们进行民族反省，外国人也因此而加深了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既有长处和优点，也有缺点和不足，既不能全盘否定也需要扬弃和发展；海外华人文化品格，反映了中华民族既保持文化传统，又适时变化的民族性；他们使外国人认识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和平、守法的民族，而不是一些“黄祸论”和“中国威胁论”者所说的“有危险性”、好侵略的民族     

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的传统思想资源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和近代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这些思想从本体论上来说是建立在“天人合一”观的基础之上；从方法论上来说表现为“内圣外王”的人的发展模式；同时，这些理论又具有明显的道德主义色彩。这些传统人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资源、理论构成模式和直接的思想动力。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农业理论与安徽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

“发展经济学”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作为一个经济思想流派,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的对象,涉及广泛的领域。关于农业发展战略和措施,就是这个理论的重要部分。本文试图批判地吸取这个学说的某些合理的、科学的成分,对安徽省农业经济发展问题作一点分析。     

精神分裂的经济学

本文通过对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前提、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哲学考察，批驳了西方学术界关于当前“经济学危机”的种种解释，简略剖析了他们为治疗经济学疾患所开列的种种处方，同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从而也问接显示出：开展经济哲学研究，对于认识和运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是十分必要和急迫的。     

谭崇台教授:中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

谭崇台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将发展经济学系统地引进中国,为我国的发展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从引进、介绍、评论到后来的创新,谭崇台教授形成了自己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对我国经济理论的探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观

本文概述邓小平同志从６个方面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邓小平关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作了多视角的考察；论述了邓小平将马列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特点，其理论结晶就是党的基本路线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文章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继承、发展了毛泽东“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并阐明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它包括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目标两个方面的大胆探索，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上，邓小平做出了最重大贡献。     

求本溯源论发展——读《走向富强的千年追求——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历史演进》一得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怎样发展经济，现成的经济发展理论难以给出比较圆满的答案，也没有太多国家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构建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已是势在必行。这一历史的重任自然地落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的肩上。...     

“发展”之路: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农民工”研究反思

既有“农民工”的研究存在“农民工”的“劳动力”化、“农民工”的去主体化及绝对城市偏好的问题,现有研究的局限与国内的“城市化”逻辑有相当的同构性,而此二者背后的思维范式在整体上带有较浓厚的早期发展经济学色彩,发展经济学为其提供了学科资源支持。在此视野下,通过考察发展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的危机、历史性反思和新进展,从认识论角度探讨既有“农民工”研究的局限及其可能的出路,在正视现代化价值理想和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社会过程的前提下,当前发展的意涵、路径、主体、方法和节奏亟需反思和调整,这是深化农民工研究的基础条件。     

康有为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有很大影响的开创性历史人物。把康有为定性为“改良主义者”并长期进行批判，是康有为研究领域最大的理论误区；重前期轻后期，重国内轻海外，判定康有为前期进步后期反动，是“由好变坏”的典型，更是康有为研究领域方法论的极大错位。还康有为“一个先进中国人”的历史本来面目，是我国史学界长期的学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