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陆游的宫怨诗词

陆游创作宫怨诗词是有情感基础的，即爱君爱国思想。陆游的宫怨诗词正是在爱君爱国思想的统摄之下，成为了宋代具有批判精神的宫怨题材诗词的代表。在这种爱国爱君思想的指引下，陆游的宫怨诗词批判了摇摆不定的抗金信心，驳斥了屈辱妥协的“和亲”政策，抒发了壮士愤慨，表达了壮士豪情等。当然，陆游的宫怨诗词创作的艺术特色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李贺与李白、杜甫渊源考

李贺作为中唐诗坛的代表 ,无疑他是带着时代特色和个性特征走进中国诗歌的圣坛。他以“鬼诗”、“鬼才”著称 ,然而他对李白、杜甫诗风的继承 ,仍是有迹可查 ,这一点中国古代诗评家中有些人已经意识到了 ,本文试从李贺同时代及其后人评论中 ,论证李贺与李白、杜甫诗歌的渊源。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论“诚斋体”对南宋诗风的转关作用

杨万里是宋代诗坛扭转风气的诗人,其“诚斋体”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批判基础之上的一种崭新诗体。它“新”“奇”“活”“快”的诗歌特色及“向自然和生活要诗”的诗歌创作途径极大地影响了南宋诗坛,为南宋诗歌迅速摆脱“江西诗派”的诗风笼罩,走向现实人生起了关键作用。由于他早年学习“江西诗派”,所以“诚斋体”对它的反拨也就格外的明显,特征也就格外地突出,在诗坛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尤为独到。     

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与清初诗坛其他“宗唐”者专意于某一诗人或某一诗风不同，赵执信宗法唐之诗歌精神。在“宗唐”旗帜下，他力图包容诸端、“兼擅并美”。考察赵执信的诗歌创作，与其诗学思想大致相符，即多种风格均擅，阳刚之美虽为主流，但并不偏废其余风格     

论宋词的感伤美

一文学中写感伤，古已有之，并非来人的发明。《诗经》就有《采蔽》写戌卒羁愁，州e兮》写思妇闺怨等。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他只是以“怨”作为诗的四个功能之一，并没有说非0怨”不可。宋玉的《九辩》则写贫士失意的悲怨：“坎摸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开后世怀才不遇的感伤诗的先河；而他在诗中慨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更成为中国诗歌“悲秋”的老祖宗，故有“宋玉悲秋”这句熟语。但从总的来说，汉代诗写感伤并未成为风气。《汉书·艺文志》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仍然是哀、乐并提的。至…     

“诗仙”与“诗圣”——李、杜诗风差异的基因

被誉为唐代诗坛“双子星座”的李白与杜甫,其文学成就光照日月,但作品风格却迥然不同。其原因何在?清雄奔放之为“诗仙”,沉郁顿挫之为“诗圣”,可见同“仙”“圣”有关。然而“诗仙”“诗圣”是后人依其诗风所喻,并非他们生前就是“仙”“圣”。故而仍非其因,更需探索其为“仙”为“圣”之缘由。“文如其人”这个评语,对于名家大抵适用。准此,则应是由于李、杜思想性格不同而形成不同诗风,     

“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

“宗唐得古”,即诗歌的“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是有元一代诗人创作、诗家论诗的一条法则,它一方面完成了救治金末、宋末诗坛积弊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元代诗坛的相对繁荣。“宗唐得古”诗论的提出始于戴表元,本文谨从他的“性情说”、对清新疏朗诗风的倡导、穷而后工的创作要求等分析其“宗唐得古”的诗歌理论及其对元代诗坛的影响     

论陆游的“无题诗”

唐代以前,文人诗歌创作很少涉足男女情欲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群体笼罩在世纪末的绝望哀伤之中。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所倾诉的,是文人声色享受过程中的男女恋情体验。宋人对“无题”诗的理解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无题”诗是专门写男女情爱的;其二,不愿意标明诗歌题目的。陆游还原李商隐“无题”诗的本意,他所作的七首“无题”诗,首首写男女情爱。而且,诗风缠绵哀怨,轻灵空濛,隐约委婉。受李商隐诗风影响,陆游“无题”诗的抒情模式也近似歌词。苏轼的词,人称“以诗为词”,陆游的“无题”诗则可称“以词为诗”。     

“诗可以怨”与“怨而不怒”的再解读

"诗可以怨"和"怨而不怒"是儒家诗学中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前人与时贤对这两大命题的单独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尤其是钱钟书先生《诗可以怨》一文,对前者的分析已到了鞭辟入里的地步。然而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将二者联系起来分析。事实上,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漫长岁月中,"诗可以怨"和"怨而不怒"这两个命题有着相反相成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单独分析固然重要,却难免以偏概全。这就需要我们从儒家元典的材料入手,合理说明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橥其背后所隐藏着的"怨"之文化的整体意蕴。     

“发愤著书”说管窥──兼论与“温柔敦厚”之关系

一、问题的源起 “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四年注）这句话中已透露出“发愤”而有所作的意思。孔子在探讨诗之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的过程中，标举“兴、观、群、怨”，把“怨”做为重要一端加以称举。孔子之“怨”虽有着极强的伦理政教意味，但并不否定诗歌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传达怨、怒的内容，这从孔子删诗即可看出。屈原的著述中，也蕴含了“发愤著书”说的萌芽，如“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然而系统阐明“发愤…     

论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的现代主义诗学思想

一在三十年代,围绕广有影响力的《现代》杂志而形成的“现代派”诗人,出于对新诗历史及当时诗坛现状的清醒认识和自觉反思,与丰富的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相配合,立场鲜明地提出了不少较为接近诗歌本质、符合诗歌艺术发展规律的现代诗学思想,这无疑也是《现代》杂志在现...     

论唐代宫怨诗

唐代诗苑繁荣.抒怀言志,山水田园,边塞讽谕之作自不必说,宫怨诗的创作也呈现出活跃发达的景象.就从《全唐诗》统计,标题为“长门怨”、“婕妤怨”、“雀台怨”、“昭君怨”、“旧宫人”、“宫人斜”等的宫怨诗,共有300余首.若加上宫词中属于宫怨性质的和以宫怨为内容而不标明宫怨的诗,唐代宫怨诗至少达到500首.许多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杜牧、刘禹锡、李商隐等,都写下了不少宫怨佳篇.“宫怨”这一题材,并非唐人的独创.早在齐梁以前,民间已出现官怨性质的乐府诗.但是象唐代这样有众多诗人参与制作,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却是任何朝代都没有的.鉴于此,笔者试图     

“湖苏芝”对朝鲜王朝诗风转变的关键作用辨析

16世纪朝鲜朝诗坛由宗宋转为宗唐,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学习对象上由宋调转为唐风,尤其是对杜甫的全面推崇。在此过程中,“湖苏芝”（郑士龙、卢守慎、黄廷彧）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三人身居高位,汉诗造诣深厚,推动了当时诗坛宗尚风气的转变,其中,卢守慎是朝鲜朝大力学杜的汉诗人,他与“三唐诗人”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对朝鲜朝诗坛诗风转变贡献最大,后来诗人鲜有逾越者。“湖苏芝”的诗学主张及汉诗创作,推动了朝鲜朝诗坛学唐浪潮的兴起。这表明在明七子宗唐复古论传入前,朝鲜朝诗坛已经萌生出由宋转唐的风气。     

陆游的村居心态及其田园诗风的嬗变

陆游一生的闲居心态复杂多变,田园诗风亦随之嬗变.隆兴元年和乾道二年两次罢归,陆游强作欢颜,诗风在旷达中蕴涵着感伤.淳熙八年,陆游再度闲居,内心极其痛苦,诗中时有抑郁不平之气;两年后心态略有放松,诗风也变得轻快自在.淳熙十六年起,陆游又谪居12年.起初心态消极,诗风萧散疏淡;次年心态开始平和,描写个人生活情趣均清新纯明,刻画乡村风土人情皆情真语朴;庆元党禁期间,因刻意摆脱政治,诗风益发和平粹美;致仕后心态闲适淡泊,诗风也恬淡清旷.嘉泰三年后,暮年诗人对故乡更为眷恋,诗风愈趋平淡古朴;渴望收复中原的心态益发迫切,诗风又显得劲健昂扬.陆游的创作极大丰富了古代田园诗的艺术风格,为这一诗歌题材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杜甫“抑屈”辨

东汉的班固曾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北齐的颜之推也曾批评屈原的“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篇》)。此二人系历史上最有名的攻击屈原的人物。他们的贬抑祖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张,当然不会得到历代进步文论家的赞同。郭老在批评杜诗时,认为杜甫也是“抑屈扬宋”的,并说杜对屈的评价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李白与杜甫》)杜甫是不是“抑屈”呢?综观少陵诗,我们不同意郭老的观点,理由如次:一,杜甫赞扬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如《最能行》之结尾二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称屈原为“英俊之才”是颇高的赞许。在《天末怀李白》末,杜甫写道:“应共冤魂语,投     

孟子心性论中的“怨”

怨的产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具有某些在先的情感;二是具有一个归因过程。在孟子看来,一个怨若是恰当的,则其在先情感必然是恰当的。而在归因方面,怨者要找到某些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从而归怨于他。在此过程中,有德者应先"自反",若原因在于自己身上则怨己,若原因在于他人身上则怨人,若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所怨者,则怨天也可能成为一个恰当的选项。同时,作为孟子非常重视的一种情感,怨与"四端"具有密切的联系。     

论易顺鼎“自开一派”的复古诗学

光宣诗坛易顺鼎诗歌之"自开一派",自反对宋诗派复古诗风始.他标举"真新还从真旧出",强调"真性情",主张诗歌熔铸百家,无所不学,好绮语而别有寄托;诗风从"工巧浑成"到"拉杂鄙俚",在诗歌形式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是,易顺鼎诗歌依然从属晚清复古诗风,题材贫乏,缺乏新材料,拘泥形式至以诗为戏,最终堕入虚无.     

论陆游夔州诗对早期诗风的沿袭与新变

陆游在夔州创作的60首诗,包含着两种不同的风格特征:一方面是对自己早期诗风的沿袭,另一方面又有对早期诗风的新变。陆游夔州诗的新变主要表现在诗歌的情感厚度增强、散文句法和用典大为减少,形成了阔大豪壮的诗风。正是夔州之行促进了陆游诗歌的新变。陆游夔州诗在陆游诗风的转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