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

蒙文通本为现代杰出的四川学者,却与南宋浙东史学有着罕见的密切关系.他不但对南宋浙东史学进行了独到深入的研究,而且还从中领悟史学的真谛,促使自己的思想发生飞跃性进展,进而将之树为治史的"轨范",从而对其史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论清代浙东学派的历史地位

在清代的学术文化中，最突出的有二个中心：一为脱离现实的朴学系统，它以顾炎武、戴震、高邮二王、孙诒让等为首；二为结合现实的史学系统。这个结合现实的史学系统就是以黄宗羲、章学诚为首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为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光彩”的学术流派［１］。清代浙东学派“近承蕺山之绪，远绍永嘉之风”［２］，与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前后相辉映，精神上一脉相通。本文试图从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贡献和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两个方面来探讨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明代浙西史学述略

浙江史学在历史上引人注目,乃在于它有著名的浙东学派的存在。浙东学派出名的时期是南宋和前清,元明时期声望弱些。浙西史学和浙东史学相比,总的说来要逊色的多。但明代中期尤其是嘉靖以后一段时间,浙东史学却不及浙西史学,浙江史学的发展重心是在浙西三府,而不是浙东八府。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和明代文化发展的地域特点有关,明代文化的发展中心在北是北直隶,在南是长江下游,即南直隶及苏、松、杭、嘉、湖五府。长江下游地区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浙东则在这个文化区的外围,相对说来落后一些。所以,明嘉靖以后,浙江史学的发展中心,也自然而然地移到了浙西。朱仲玉先生曾作《明代浙     

浙东史学流派简史[论纲]

浙东地区在历史上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两宋三百年间,更是书院林立,学者迭出,讲学论道蔚然成风,号为“邹鲁”、形成所谓“浙东学派”,而其主要成员皆注重史学,其主要贡献亦以史学著称,所以浙东学派实质上是一个史学派别。元明时期,整个中国的学术文化均处低谷,浙东地区的史家们虽亦受影响,但却能在低谷中求生存,依然承接宋代浙东史学流派先辈们的遗绪和精神,为史学作出应有之贡献。特别是明末清初以后,随着时代和学术的变迁,浙东史学流派再度崛起,并终于走向它繁荣的顶点。总之,从宋至清,浙东无数史家在大致相同的精神鼓舞下,著书讲学,师友相传,共同为史学开辟天地,成为一个独特的史学流派。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持续最久的史学派别,为中国文化史上所罕见,而其精神更让人敬佩和仰慕。兹简述浙东史学流派发展史如后,因篇幅所限,文中详略不一之处,敬请读者鉴谅。     

明代浙东史学述论

从南宋吕祖谦创立婺学,形成重视史学的优良传统以后,经元至明,浙东史学就一直站在全国的前列。明初修《元史》,被明太祖网罗来参预编修的学者,据《明太祖实录》所记共三十一人,他们的籍贯能查得到的有二十六人,其中浙东人就有十一位,占了绝对多数。洪武年以后,在成化、弘治年间,特别是在嘉     

重评陈亮历史地位——《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读后感

重评陈亮历史地位———《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读后感姜鹏南宋浙东学派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在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下，道学家们空谈着道德性命理气之类的问题。而以吕祖谦、陈亮、叶适诸人为首的浙东学派却以其独特的思维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主...     

清代浙东学术研究的新篇章——《万斯同年谱》评介

在浙东学术研究这块尚待进一步开拓的园地上,原浙大国史教授陈训慈先生(1901-1991)不愧为识途老马。他早在1931年就发表了《清代浙东之史学》(《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五、六期)一文,纵论“学风递嬗”、“渊深流长”之浙东史学。近来,他与宁波大学副教授方祖猷先生通力合著的《万斯同年谱》,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完整的万氏年谱,     

试论全祖望的史学思想

全祖望,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他生历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全祖望的史学思想,上承黄宗羲、万斯同,下开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著名代表。他的史学,体现了强烈的民族精神,然而近几年来史学界某些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另文商榷。本文着重谈他的历史观点和治史方法,以及他在清朝史学中的地位。全祖望的历史观点全祖望的史学著作,带有浙东史学固有的特色,不爱发空论。他的历史观点,蕴寄于他为搜集残明文献所作的序、订正前史讹舛和解释经史诸篇中,主要有下述三点:     

关于《浙东学派问题平议》的商榷——兼论邵延采的史学思想

香港大学何冠彪先生撰写的《浙东学派问题平议》(刊载于《清史论丛》第七辑,以下简称“平议”),对于上自清朝章学诚、下至当代陈训慈所论述的清代浙东史学的源流提出不同的见解。笔者拜读之余,对其引证之博雅、行文之犀利甚表钦佩,但对其中心论点不敢苟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所谓浙东学派的“家法互相传受”之说从何而来?二、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总结是否符合历史科学?三、邵廷采应否属于浙东学派?试分述之:     

南宋浙东学派与鹅湖书院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间,在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儒学辩论会,史称“鹅湖之会”。这次会议由南宋浙东学派的代表吕祖谦出面主持,邀请当时最著名的学者朱熹、     

宋代浙东文派的散文史价值与文章学贡献

宋代浙东文派是北宋中叶至宋元之际流衍于浙东地区的散文流派,根源于浙东事功学派,并逐渐从传义理的学派,嬗变为重辞章的文派.该文派作为南宋最为重要的散文派,宋文优良传统的持守者和文坛最具事功特色的议论派,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文派构建文章批评理论体系,推动了文章学走向成熟;开创评点式选本批评法,丰富了文章学批评体式;编出文章经典选本,影响了后世文选活动.文派从理论建树、批评体式、文选活动三个维度,又为中国文章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评乾嘉以来学者论清代浙东学派

素称“文物之邦”的浙江,不仅是我国古代吴越文化的发源地,而且到南宋时期,曾经成了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十六世纪前后,江浙一带又是资本主义萌芽发生较早的地区。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使浙江在我国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东汉时期的杰出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就是浙江上虞人。宋明以后,浙江更是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学术思想异常繁荣活跃。所谓“浙东学派”,从大范围来说,应当包括南宋以来浙东各个学派在内,其中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及明代中叶的王阳明心学(姚江学派)。但历代学者,也有把“浙东学派”理解为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学派,这实际上指的是清代浙东学派。清朝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     

南宋时期浙东的盗湖问题

本文通过对南宋浙东盗湖问题的深入研究,认为国家权力在这里是以水利为基轴,起着地域社会调停者和保护者的机能,并以出资者的身份参与地域社会的活动。国家与乡村(民)的关系,显示出由构造的垂直关系转换成机能的水平关系,显示出国家与当地地主阶层联合化和一体化的方向。总之,在统治关系的具体表现上,已经出现了以前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形态。     

陈亮事功伦理思想探析

陈亮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以义利观为核心的事功伦理思想独树一帜,勇敢地站在了当时的“显学”———理学的对立面。本文试从陈亮事功伦理思想的核心、理论基础及终极目标来分析陈亮的伦理思想。     

论王十朋对南宋理学家的影响

王十朋是南宋名臣,他的道德言行对南宋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曾投书王十朋,愿为门客,甚至认为理学“讲明体察、求仁格物”是王十朋对他的赐教,朱熹还向刘珙举荐过王十朋；王十朋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则颇为欣赏.王十朋对张拭有举荐提携之恩；在张拭眼中,王十朋是一身正气、刚言直谏的前辈.真德秀崇拜王十朋的道德文章,多次用理学思想分析阐释王十朋受泉州百姓爱戴的原因.王十朋主张融合性理与事功,对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有一定的影响.与传统理学家以思想立身不同,王十朋以践行理学理想的方式确立了他在南宋理学史上的地位.     

章学诚与浙东史学

章学诚承浙东史学之绪,系统提出“六经皆史”说。他强调道不离器,理不离事;反对空言,崇尚实用;并针对乾嘉考据学自矜博雅而不能汇通大义的弊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成就了开通风气的学问。“六经皆史”说剥去了六经的神圣外衣,还原为史,并以史学代替经学,这在清代经学鼎盛时期是不随流俗之见。     

南宋婺学与永嘉学派

南宋时期,在理学盛行之时,两浙东路产生了主张事功反对理学的浙东学派,简称浙学。元代学者刘埙《隐居通议二》说:“宋乾(道)淳(熙)间,浙学兴,推东莱吕氏(祖谦)为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行己)、郑景望(伯熊)、薛士龙(季宣)出矣,继是又有陈止斋(傅良)、有徐子宜(谊)、叶水心(适)诸公出。”据此,南宋时期的浙学,主要是由婺州学派与永嘉学派构成的。浙学以后虽在理学特别是朱熹道学门徒的诋毁、排斥下,几乎“废而不讲”(王祎语),但仍不绝如缕,对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发生巨大影响。关于婺州学派(简称婺学)与永嘉学派学者的交往、影响等一连串问题,本文试加论述,幸祈教正。     

杨维桢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考述

本文对元代浙东学者杨维桢的生平事迹及学术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指出杨维桢是一位关心民瘼、崇尚节气的学者;他为学博洽,著述丰富,在经学、史学、文学诸领域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诗文方面的成果尤其令人瞩目,有"文章巨公"、"第一诗宗"之誉.     

论李大钊在中国史学多元格局中的理论选择

李大钊对中国史学指导理论的选择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所进行的史学实践,直接促成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最为先进科学的学科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中国近代三大史学主潮中的日本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中国近现代史学转型、发展、近代性生长的宏观角度,考察了新史学、古史辨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史学思潮与日本史学的内在关系,探讨中国史学的研究者们对日本史学的择取、变异与吸收,同时特别注重对接受者运用日本的史方法、观念以及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成果构建中国史学自己的阐释,以至形成本土化的学术走向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