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理性"的伦理困惑与科技决策的价值选择

伴随着近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出现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与生态效果难以预测,"科技理性"的高度膨胀导致人性的碎片化、消费主义的泛滥以及人与自然生命本体背离的问题.科技规划的制定与科技决策的施行作为指引科技理性发展的关键环节,理应引进公众参与机制.推进科技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是弥补科技理性发展的不足,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合理对接,建构科学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的关键.     

论制度理性:从不发达到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把握住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理性精神的两个互补方面,本文提出的制度理性,则是二者在组织体制方面的统一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组织动力。在今日,它通过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推动社会向合理化、优化方向发展,因而是我国从不发达走向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就是要在制度理性主导下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协同发展。     

现代化进程中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分离与融合

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是两种不同的观念活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科技理性本质上属于一种工具理性,而人文精神本质上属于一种价值理想。对于现代化而言,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及其作用蕴含并应合着现代化的两重内在含义。     

技术风险与理性重塑

随着技术和数学理性的结合,工具理性得到张扬,价值理性却在萎缩.直到当代,人们发现缺少价值理性的理性是残缺不全的,而缺少价值理性引导的技术更会产生诸多问题.因此,要规避技术风险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危机,首要的问题是重塑价值理性,还理性以本真的面目.     

科技伦理与社会风险治理

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正面临着各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这些社会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其转化为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道德祛魅、理性附魅到正义返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哲学解读

历时性地检视国家治理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国家治理中的三次转换:早期道德魅化之下,价值理性高扬,工具理性不彰;进入近现代,通过道德祛魅与理性附魅,价值理性不断旁落,工具理性持续扩张;当前,亟需通过正义返魅,推动价值理性复归,让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逐步走向融合.推进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把国家构建在传统魅惑化的价值基础上,也不能重复西方经典现代性的非道德路径,而是要在正义观主导下,建构制度的正义与正义的制度.     

风险社会治理与科技伦理应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论理性之两翼内在张力的合理调适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理性之两翼,既须臾不可分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是必要的和合理的。然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和扩张,大有使二者之间的张力达到极致状态从而导致理性之内在结构发生碎裂之势。鉴于此,有必要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进行合理调适,从而使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完整理性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和谐提供内在的动力。     

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片面性与科学重建

现代社会技术发展过程中,技术发展存在着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背离。本文通过对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片面性的分析,指出了技术价值理性对技术工具理性的规制路径。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与融合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及功能蕴含并应合着民主政治的两重内在追求。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表征为实然民主和应然民主的背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途径。     

市场经济下的理性精神探析

理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但随着启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理性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导致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并引发价值观上的冲突.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高扬人的理性,有效解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减少工具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中国民主建设研究：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分析载体

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载体分析中国民主建设,则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理性层面上关于民主的价值诉求和应然设定,一是工具理性层面上关于民主的实现形式及其操作效用。价值理性对我国民主建设具有价值导向、价值激励、价值规范功能;工具理性则发挥着实现民主价值、规制民主运行、提高民主效能、培养民主习性的作用。就现实而言,工具理性层面上的民主制度、体制、机制、程序等尚处于不定型、不完善、不丰富的状态,整体上落后于价值理性,突出表现为民主理念先进但民主行动迟缓、民主目标明确但民主手段缺乏、民主形式与本质存在脱节、民主现实与理想出现落差。因此,我国民主建设的重心应该是工具理性。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加强工具理性建设,重点是深化党的领导体制、人大制度、行政体制和选举制度改革,着重解决权力高度集中、人大监督权虚置、政府治理效能低下、选举形式化等问题,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形成机理及其治理

人类社会已悄然迈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在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积极变化的同时,其野蛮生长与广泛运用也给人们的隐私保护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困境.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伦理困境表现为:数据挖掘与隐私信息的整合、数据预测与隐私信息的呈现、数据监控与隐私信息的透明、数据分享与隐私信息的扩散等.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生成机理,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财富创造的关联性、规约机制的滞后性、隐私观念的流变性等因素.治理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基本理路包括:重构科技伦理,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完善制度伦理,促进法治他律与行业自律的统一;降低监控风险,促进知情同意与结果控制的统一;建构责任伦理,促进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合理性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建构

在西方社会,合理性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从合乎自然理性到合乎科技理性再到合乎交往理性的历史演变过程。合理性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反思科技理性的主题话语,应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提供指向性目标。我们应该努力在科技理性、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科技理性界说

理性是复杂而多义的,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看,分别有本体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本文回顾了科学、技术与理性结合的历史,讨论了科学、技术与理性的关系,分析了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主-客两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具有精确性、功利性和对客体探求的无限扩张性,是观念性与行为性的统一。作为社会发展强大力量的科技理性,需要伦理道德的规范和人文精神的引导。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     

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双重解读

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解读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人类理性面临的重要任务。工具理性对客观制度性责任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把握,由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犯而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开拓了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双重解读的根本途径。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 ,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中心线索。在具体的分析中 ,韦伯用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关的“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及“责任伦理———意图伦理”的范畴 ,描述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合理化 ,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