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广东的诗社

明清两朝,广东诗社勃兴,既有文人雅士结社吟,又有民间开社较诗之举, 两者相互激荡,交相辉映,构成一种生机勃发、别开生面的文化运动。     

明清广东劳动力资源的开发

本文从广东经济发展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广东劳动力资源的开发过程，说明劳动力的增加与劳动者生产技术、技能和经验诸素质的提高，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广东沿海地区经济的全面开发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了本省劳动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明清广东铁农具的生产

本文从广东经济开发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广东铁农具的生产、发展及其普遍推广使用的过程，阐明广东铁农具生产和发展的形式、原因与特色，指出广东铁农具广泛推广的原因及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与意义。     

从《广东新语》看明清广东盗贼

《广东新语》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屈大均所著的一部史料笔记。在该书卷七《人语》＂盗＂、＂蛋家贼＂、＂黄盗＂、＂永安诸盗＂等条中记载了明清时期广东的盗贼情形,对所记之各类＂盗＂加以检视论析,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及采取的防盗之策进行了探讨。     

明清北京广东会馆的价值取向

会馆是明清社会变迁特殊的历史产物。明清时期,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全国各地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因此而出现了大量的地域性会馆。这一时期北京广东会馆的数量约有４５所,绝大部分是由广州府和潮州府等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县所建立。沿海县及其会馆分别占广东在北京建立会馆府州县总数的７６％和广东会馆总数的８０％以上。众所周知,广东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商人经商极为活跃。这就使北京的广东会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商业迹象,集客馆、试馆与商馆于一身     

明清广东人的风水观:地方利益与社会纠纷

明清时期的广东,在官府与士绅阶层的带动下,风水观念日益“深耕化”,民间风水活动十分兴盛。士绅阶层、家族势力还往往利用所掌握的风水知识,争夺并控制有限的地方资源,维护家族或者地方的利益;利用风水划定生存边界或者利益边界,引起不同社会群体对资源的争夺,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日益动荡。     

明清时期宁夏集市发展初论

集市①是一个综合的经济社会文化载体,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中叶至清代,我国集市的蓬勃兴起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宁夏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为此,本文拟对明清时期宁夏集市发展状况作初步考察,分析宁夏集市的类型、结构特色和功能,为深入研究集市文化提供历史素材。     

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

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在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海洋捕捞业和海洋养殖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为近代海洋渔业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研究我国明清时期的农业史时,这一时期的海洋渔业,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明清广东笔记漫谈

广东最早的散文笔记出现于汉代,历经唐宋,至明清达到空前繁盛,不仅门类多,数量亦不少.但由于各种原因,湮没亦不少.目下存留下来的一些罕为人知的珍希笔记,包含丰富的历史资料,可补史乘之缺.     

明清时期基督教文化传播的先驱--王泮

明清时期,欧洲基督教传教士第三次进入中国大陆,他们首先是从澳门到达广东的肇庆,之后又向内陆发展。作为当时的肇庆知府王泮从各个方面给予了传教士支持和帮助,进而使基督教在广东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     

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商业交通与城乡市场等级

明清以来,中原地区的城乡格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开封、洛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体系逐渐建立,成为重要物资流通的根本保障,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抱布贸丝的交易模式。而随着商品在城乡中的快速流通,中原地区的城乡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分别是以重要物资集散和流通为主的高级市场,以出售初级产品为主的中级市场,以及作为过渡环节的初级市场。城乡交通体系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促进了市场层级的形成。     

略论明清时期广东地区的真武信仰

真武信仰传入广东地区虽然晚至宋代,但传播却极为迅速,到清代时广东真武庙宇的覆盖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十。真武信仰之所以能在广东广为流传,除了国家政权的提倡和真武神职这两个因素之外,还由于广大民众的心理需要和地方政权的统治需要。真武信仰在广东地区的流传过程中受到了本地神灵信仰和其他外来神灵信仰的冲击,但经过相互摩擦与包容之后共同成为广东地区的民间信仰。     

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

明清之际西学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译著活动主要由传教士与我国学者合作完成;翻译以“达意”为主要原则;文献编译融合中西,中方学者取舍标准视其能否经世致用;译笔风格多样,不乏佳作。     

明清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明清时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事纠纷与诉讼案件的增多,传统民间“厌讼”和“贱讼”的诉讼观念发生了变化。为此,明清统治者从民事诉讼立法的角度,对有关民事纠纷与诉讼处理程序进行了调整,确立了里老人理讼和民间调解为主、官府判决为辅的立法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日益变化的农村社会的稳定。     

明清徽州的文化商人

徽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徽商的文化情结是明清徽州文化商人的主要成因.徽州文化商人有学术著述、艺术爱好、实学研究和古玩收藏等类型.他们对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士商融合等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清时期广东圩市租税的征收

明清时期广东圩市租税的征收,除地税外,没有特殊需要,一般对圩市不征收课税,没设税收机构,使税收制度化。究其原因:一是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留给地方官府处理,不列入财政收入项内;二是明初、清初采取轻徭薄税政策,对五谷、舟车丝布之类免税,而圩市主要的商品不外“布麻椒粟”。因此,圩市的税收权便由地方官府掌握,常常落入士绅身份的圩主、圩甲手中。他们横征暴敛,严重地影响圩市商业的发展,成为圩市衰落的原因之一。     

明清中国:青楼女子、两性交往及社会变迁

明清时代的社会中,涌现出了大量情色小说或言情文学,包括文人笔记、俗谚歌谣、闺房秘笈、医家养生等媒介,也有十分丰富的关于当时城乡民众的家庭日常生活与私密行为的描述,其中不乏写真的内容,反映了时人在两性交往和生活中的开放程度。透过文人们的若干记忆,可以略窥当时日常生活中青楼、闲房、内闱这三大重要的空间及其代表的生活环境,粗略地展示以文人、风尘女子为主的人生情怀及其心灵世界。     

明清时期海南地区疫灾探略

明清时期海南地区至少在53个年份中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约为9.74%,光绪—宣统时期是疫灾多发时段,疫灾主要发生在夏秋时节,有鼠疫、霍乱、天花、疫痢等病症,琼山、澄迈、儋州、临高等地是疫灾多发地区。琼州府北部地区发生疫灾的次数高于南部地区,西线地区高于东线地区,中部山区疫灾较少。医治、施药、避疫与建醮禳灾是救治疫灾的常用措施,该时期整个海南社会的疫灾救疗呈现出一种临事性救治的特征。     

明清之际儒家文化与基督教的碰撞

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得到较大规模的传播,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神学之间产生了剧烈的碰撞.西方传教士们认为,上帝(天主)是世界的真正本原,上帝是唯一的创造者;新儒家则认为,太极乃世界的最初动力,阴阳的律动和动静的和谐是世界生成的根本机制.这样,儒家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和基督教神学对世界本原的认识,便有了巨大的差异.新儒家的思想对基督教神学基础有着颠覆性的威胁,传教士便把新儒家看做自己的劲敌.不过,双方诉诸笔墨的论辩方式,对跨文化交流具有启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