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的自理能力为多数学者所讨论研究,然而老年人的婚姻状况、老年人对自我健康状况的评价如何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呢?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依然十分匮乏。本研究基于第四次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安庆市城乡数据(2015),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从老年人的婚姻、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自评健康三个角度,分析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措施。     

育龄女性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在全面二孩政策下,探索育龄女性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江西省552名育龄妇女进行调查.结果:观幸福感量表总分上的均值是29.64±10.22,不同婚姻状况的被试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乐天知命、正向情感和乐观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离异在前面的各维度上均明显低于未婚、初婚以及再婚,在乐天知命、乐观和主观幸福感总分中再婚群体的均分较高,初婚被试的正向情感均分高于其它婚姻状况;但在其它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职别、收入及文化程度的被试主观幸福感总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总体上育龄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居于中等水平,受婚姻状态、文化、职业和收入的影响.     

环境污染感知对固定和灵活就业群体健康影响的差异——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利用CGSS2015和2017的数据,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及Fairlie非线性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污染感知对固定就业和灵活就业群体自评健康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感知程度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劳动者自评健康水平,对灵活就业劳动者的负向作用更大;异质性和Fairlie非线性分解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感知对固定和灵活就业群体的健康差异贡献度在东部地区、青年人群中更大,但随着年份推移,两就业群体因环境污染感知产生的健康差异在缩小;分化调节机制显示,超时劳动会显著强化环境污染对劳动者健康的不利影响,而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会抵消负向效应,调节效应在灵活就业群体中作用更大。因此,政府需持续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并提升灵活就业群体的职业地位;企业需针对灵活用工强化工作环境污染管理和监督,并完善特殊工时和薪酬制度;劳动者个体要提高自身健康素养和环境风险应对能力。     

从主观幸福感看富士康事件

针对富士康连续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本文认为这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缺失密切相关。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收入、年龄、性别、婚姻与家庭等因素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最后提出了加强员工主观幸福感培育的对策建议。     

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变化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联合国人口司2013年预测结果的分析

本文利用联合国人口司2013年预测数据研究发现:自2015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比重将快速下降,且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老化现象也将更加严重。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将会通过减少有效劳动供给、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受限、加大工资上涨压力等影响劳动力市场。     

加快以国民幸福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国民的幸福程度通常通过“主观幸福感”来衡量,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是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国民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最新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能够显著增加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而且社会保障对中国国民幸福感的促进效应远远高于经济增长,其中社会保障对低收入居民、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幸福感的增加更为重要。     

我国在业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幸福工作寿命研究

在业人口幸福工作寿命越长,自身及家庭的生活质量越高,社会越能和谐与稳定。文章基于C GSS数据,采用生命表技术研究了我国2005-2010年分性别在业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幸福工作寿命。主要发现:(1)2005-2010年我国全体在业人口主观幸福率都在88%以上,总体上在5年间呈增长趋势,且年龄分布呈"U"型,即在业人口刚参加工作和退休前比中年时主观幸福感高。(2)2005-2010年全体在业人口刚参加工作的预期幸福工作寿命都接近43年,各年龄组幸福工作寿命在5年间基本稳定,并随年龄增长而递减。(3)2005-2010年男女在业人口的幸福工作寿命占预期工作寿命之比呈"U"型,且在40岁之后,该比例的性别差异明显拉大。因此,企业可提供40-49岁组在业人口最长的带薪休假时间;同时,推行"工作家庭平衡计划",帮助女性在业人口平衡工作家庭关系,以提高在业人口主观幸福感,延长幸福工作寿命,构建良好和谐的劳动关系。     

健康对中国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CHARLS的实证研究

劳动供给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健康状况是决定劳动供给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基线调查数据,采用stata分析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和Probit模型对数据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健康状况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健康状况对中老年人劳动供给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不同福利保障水平下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不同群体内存在差异,健康对参加城职保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最小;对参加城乡居保群体的影响最大,健康状况的下降会减少其劳动供给时间;但对于没有参保的群体而言,健康状况的下降并没有显著减少其劳动供给时间。此外,性别、年龄、收入和户口等变量也会对劳动供给产生影响。     

员工“幸福感”调查与“幸福管理”思考

员工“幸福感”是企业重要的情感资源，探究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是实施“幸福管理”的前提条件。对广州餐饮业员工“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幸福感”状况较好，“幸福感”水平在不同人口维度上均有差异，工作潜力对员工“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并结合研究结果阐明“幸福感”对现代管理的意义。     

大庆石油企业一线男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大庆市石油企业133名一线男员工的调研,采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并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找出工作-家庭冲突中负向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而给出提高员工主观幸福感的针对性建议.     

我国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研究――基于Gilbert的社会福利政策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的是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微观调查数据,首先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我国目前非正规就业中女性和男性的状况进行分析;其次对非正规就业进行了Oaxaca-Blinder分解和Neumark分解,探究性别工资差异的歧视程度;最后对非正规就业进行了分位数分解,研究两性之间的工资差异情况。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增加教育年限可在各个分位点上增加两性工资性收入;从均值上来看,女性教育回报率略高于男性。无论是Oaxaca-Blinder分解还是Neumark分解,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性别歧视,Oaxaca—Blinder分解中的性别歧视占总差异的68.90%,Neumark分解中的性别歧视则占总差异的58.99%。分位数分解结果显示:非正规就业随着分位点的提高,两性之间的工资差异呈现短暂略微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高收入群体工资差异最小,总体上非正规就业性别工资差异表现出"地板效应",性别歧视(系数效应)导致的工资差异呈现与总体相同的规律,但性别歧视(系数效应)导致的部分比重则越来越大。     

中国流动人口劳动参与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

利用国家计生委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可知,东部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存在很大差异,为剖析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采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别分析了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东部和非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的因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流入地为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其劳动参与主要受性别、出生年份、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子女情况、家庭收入以及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等因素影响,老家是否有老人需赡养不显著;而流入地为非东部地区除了户口性质这一变量对该地区流动人口劳动参与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有显著影响,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老家是否有老人赡养这两个变量在不同流入地,其作用方向相反,文章尝试对此给出解释。     

社会保险能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幸福感吗?——来自CLDS(2018)的证据

选用CLDS(2018)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探究参加社会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社会保险可以显著改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幸福感;社会保险的五大险种对灵活就业人员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均有促进作用,其中医疗、养老、工伤及失业保险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十分显著,但生育保险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参加社会保险对灵活就业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在户口性质、收入满意度和受教育年限层面存在差异性。综上,参加除生育保险外的其余四种基本险种可显著改善灵活就业人员的主观幸福感,且参加社会保险的种类数与灵活就业人员的幸福感是正相关的。     

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陌生人信任度的比较研究

以953名大学生为问卷调查对象,深入探讨大学生陌生人信任度内涵及现状.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学生陌生人信任度总体没有显著差异,民族和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别进行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对陌生人信任度主效应不显著,年级和生源地对陌生人信任度主效应显著,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陌生人信任度差异存在的原因及相应的对策建议.     

在琼博士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人口特征视角

本文从人口特征的视角研究了在琼博士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琼博士对同事关系、工作兴趣契合度、领导人文关怀方面较为满意,而对福利待遇、人文教育环境、薪金分配等因素满意度较低。同时,工作满意度受到不同性别、年龄、专业、年收入及工作单位等影响。因此,可从加强薪酬管理、规划职业生涯、构筑事业发展平台、改善人文教育环境着手,提高博士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     

就业压力对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心理焦虑的影响——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文通过对高职生的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心理焦虑的影响关系研究,并分析心理资本作为调节变量调节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心理焦虑关系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高职生的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与心理焦虑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对高职生的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数据分析还显示,女生整体就业压力、心理焦虑比男生低,而主观幸福感、心理资本比男生高,反映出女生较男生成熟乐观、待人热情、心理稳定、与社会融入度比较好。     

河南省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本研究以河南省12个地级市的1179名老年人样本数据为基础,采用多种统计方法,对影响其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城市老年人幸福感普遍较高,其中个人年龄、与子女的关系、孤独烦闷感、经济满意度、日常开支承担能力等是其最主要影响因素,可提取经济能力、精神感受、家庭关系和生理年龄四个公因子.大力培养老年社工人才,促进老年人精神健康、家庭和谐,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经济收入,是提高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社会保障参与、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运用ordered pr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社会公平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城乡差异。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医疗保险参与的作用大于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参与显著提升非农户口居民主观幸福感,医疗保险参与显著提升农业和非农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子女教育支出对父母劳动时间的影响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本文区分了子女校内和校外教育支出对父母劳动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子女教育支出影响父母劳动时间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特征,校内教育支出增加显著提高了父母劳动时间,且对父亲劳动时间的正向影响更大;而子女参加课外辅导培训等校外教育支出显著降低了母亲劳动时间,父亲劳动时间并无明显变化。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子女参加课外辅导培训会使父母特别是母亲显著增加接送或陪护子女上辅导班等教育照料,同时母亲家务劳动减少和生育意愿降低。第三,教育支出影响父母劳动时间在子女性别和子女所处教育阶段方面存在异质性。当子女由义务教育阶段进入高中阶段时,父亲会加大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并增加教育照料,导致子女高中阶段的校外教育支出对母亲劳动时间的负向影响不明显。第四,政府减免学费缓解了父亲校内教育支出经济压力,同时挤入效应使得校外教育支出提高了母亲劳动时间,子女学业成绩好能够缓解校外教育支出对母亲劳动时间的负向影响。建议政府切实贯彻落实“双减政策”以减少家庭教育焦虑和不必要的教育照料,在减轻教育负担鼓励生育的同时,把实现公共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支出的平...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社会比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54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探讨社会支持、社会比较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有效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比较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发挥了抑制作用.因此,应从加大社会支持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二元户籍制度等方面制定改进措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