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及其历史来源——基于理性主义法学的视角

极具辩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根源于西方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理性思想须以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历史来源为前提.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理性归属于上帝,而中世纪神学家悄悄地将理性从上帝转移给人,启蒙运动颠覆了理性的信仰范畴,而将理性彻底交给了人类,同时也催生了建构理性思想,法律亦被认为可由人之理性建构而成.建构理性思想夸大了理性的限度,遭到了后世的广泛批判,但这并不应该削弱理性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正是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理性观.     

论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当代意义

作为西方现代社会内在特征的工具理性,与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西方早期理性萌芽时期的自然社会环境确立了它最初的发展趋势,近代启蒙理性则让它重新焕发了生机。人类行为手段和最终目的的分离、生活知识和经验的数学化,这两者即是现代工具理性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其内在精神的最集中反映。这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中都可找到其端倪。     

论现代工具理性形成的文化渊源及其影响

作为西方现代社会内在特征的工具理性,与西方传统的理性精神在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西方早期理性萌芽时期的自然社会环境确立了它最初的发展趋势,近代启蒙理性则让它重新焕发了生机.人类行为手段和最终目的的分离、生活知识和经验的数学化,这两者即是现代工具理性得以形成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其内在精神的最集中反映.这在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中都可找到其端倪.     

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意蕴

作为西方哲学起源的古希腊哲学,是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其内容丰富多样,尤其是具有理性概念的多种意蕴与精神价值.本文论述了古希腊哲学求真的理论理性、自由超越的精神,求善的实践理性、道德伦理的精神,分析了其中所隐含的求实用的工具理性、功利实用的精神.说明这些丰富的理性意蕴对其后哲学发展的深刻意义.     

基督教的理性嬗变与近代科学的产生

基督教唯意志论观念与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历史相遇导致的基督教的理性嬗变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本文从基督教观念与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历史相遇,自然解释的目的论原则的转换,基督教经验论态度的形成以及微粒论传统与数学化研究纲领的出现等方面论述了科学产生条件的形成。     

论理性与人文的失衡及其对西方哲学的影响

从古希腊时期至黑格尔,人文精神由于西方哲学固有的理性化特点而始终处于劣势地位。理性精神独大的事实及其带来的严重问题,使西方人在惊慌失措中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德性与理性的历史变奏--对人类文明史一种解读

古代希腊以理性为人的本质,奠定了近现代西方理性文明的根基.古代中国以德性为人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一种德性的文明.从人性的视角来解读人类的文明史,可以看到,或者理性或者德性的文明都是对人性的一种片面性偏执.在对话与交往成为主流话语的今天,历史的发展要求克服对人性的片面性的偏执理解,理性文明与德性文明正寻求着在对话与交往中的统一.     

浅析古希腊哲学中的数学因素

对数学的应用不是古希腊人的独创,但把数学和哲学实现完美的结合却是古希腊人的原创。古希腊数学不仅是其哲学家思维和创造的工具,同时也是他们所追求真理的一部分。文章通过对古希腊相关哲学思想中数学因素的研究,揭示古希腊哲学何以成为人类科学与理性的源头,并从不同的侧面展示数学这一工具在人类思想史和认识史上的重要性。     

论立法的合理理性

法律理性化是西方法律文明从古希腊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通过对法律理性概念的分析,剔除了其中的形而上的部分,并建立起合理理性的概念.继而阐述了合理理性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立法所应遵循的原则.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影响——基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理性观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产生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确立了古希腊的本体论理性观,他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维度,强调个人实践中理论理性的重要性.康德则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提出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给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一套道德法则,延续了古希腊以来以实践为范畴探讨人的道德问题的西方哲学传统.马克思发现由人的物质生产及其矛盾运动规定的历史的理性,批判了理性的道德功能,在社会历史哲学的框架下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理性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     

有了爱才有和谐——冰心文学精神的文化价值和当代意义

冰心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创作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学精神,其不朽的文化价值在于:冰心不仅为人们刻录了20世纪中华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百年生态史和精神史,而且为人类找寻到健全合理的存在方式;她对于人的类本质的深度发现与把握,丰富了中国文学人性史和中华民族精神史;她对于爱的元语言的揭示和对于爱的本体论的演绎,为人类建构相互沟通的爱的一元文化提供了精神资源;她将五四现代理性精神灌注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中,建立起20世纪人类新的人文理性精神。她的文学精神体现了与进步人类永远相伴同行的和谐的东方文化精神的崇高理性与深邃智慧,尤其是她对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更是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对于曾经被极端化的对抗欲念遮蔽了理性的中华民族,对于21世纪全球化浪潮下的人类,冰心的人文理性都不啻一部精神文化启示录。     

“经济人”理性假设的误区及其修正

“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前提是理性假设.这一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理性观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片面性与极端化,因为它割裂了真正人类理性的完整性与辩证法因素,强调个体理性,忽视与之相关的社会理性;钟情于自利理性,迷信通过对自利的追求,能促进公共利益、自动实现社会理性;只关注经济理性,忘记了人的终极目标——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笼罩下,强化人与自然的分离,造成人类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对立.中国传统的辩证理性观,如“天人合一”、“社会和合”、“义利合一”等,可以为深陷困境的“经济人”假设解套,使之从片面的理性困惑中解脱出来.     

论理性的批判与重建

理性是人类精神的基本特性,也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理性的演进与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它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反思和批判传统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历史过程,特别是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揭示技术理性的形成、实质及危害,对于重建现代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理性精神探源

面对某些反科学、反理性现象的泛滥 ,有必要从思维方式上去探究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科学理性精神是现代人必备的精神素质 ,然而 ,由于受传统经验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 ,对科学理性精神普遍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些相关思想 ,揭示科学理性精神的起源 ,从不同侧面展示这种精神的内涵和本质 ,以启发人们领悟科学理性精神的真谛     

历史理性与历史唯物主义

从"世界精神"的绝对理性出发,黑格尔树立起在历史过程中认识自身并实现自身的历史理性,从而使历史成为充满自我意识并具人类未来发展之自我启明性的精神成长史。然而,以现代大工业为基本建制的现代社会消解并割断了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历史意识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历史仍表现为人类与其真正利益相疏远的对立过程。易言之,在黑格尔称之为"历史狡计"隐秘处,马克思揭示出历史的真实就在于理性之下人的现实对抗,在现代社会,这就表现为在资本"物"的遮蔽下人与人之间现实关系的对抗。     

科学与人文

希腊—西方的人文理想始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 ,其人文形式是科学和理性。科学作为西方的人文 ,是自由的学问。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唯人主义” (人道主义 )人文传统 ,由于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 ,有可能从根本上背离“自由”这个古典人文理想 ;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希腊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 ,不仅保留了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 ,而且增加了实用的目的 ,以其效用服务于人类。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 ,近代科学的两大传统———理性与经验共同受制于技术理性这种新的理性形式。事实上 ,近代科学与人文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而互相隔离 ;另一方面又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弘扬科学精神 ,弘扬的应是本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 ,亦即自由精神     

法治理想与“法律神话”的悖论——兼论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法治思想都认为,法律是理性的,能保证正义的实现。然而20世纪以后产生的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和后现代法学却认为,法律的理性只是一种神话,法律是非理性的。正确认识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对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西方的理性主义

本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受到非理性主义的严重挑战,但非理性主义反对的其实是机械论的唯理主义,真正的理性主义精神仍在继续发展。本文对此从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等四个方面作了概括和论述,认为理性与感性都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方面,我们应努力平衡之。     

法与理性

“理性”概念的运用,对于以西方为先导的近现代人类法律文明制度的形成、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是巨大的。自从西方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立法以来,近现代西方法律就被宣布建立在“理性”之上。当中国最初因被西方的洋炮轰开紧闭的关锁,而极不情愿地迈开走向现代化的蹒跚步履时,中国人并不清楚法律制度现代化以及作为它的思想先导的理论观念现代化的意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主导下,“理性”概念虽有人提及,却终因响应者寥落而归于寂寞,更无形成民族新意识、国家新制度的可能。正如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一样,肇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首倡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也不专属于西方。“理性”是全人类的理性。然而至今为止,中国法学的主流理论对法律的精神实质的阐释仍满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说,而对“理性”并无认真关注。因此研究、阐发“理性”精神,使之贯穿于我们的法律形成、法律运作的全过程,乃至深入民族意识之中,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并且任重而道远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