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城市化再造与新岭南文化建设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目前谋求新城新区增长、追求城市生态化优先发展和引导公众参与城市建设,表现出一种后城市化再造趋势。这一趋势同时也展示了文化发展的导向意义,从而对新岭南文化转型提出了要求,包括变传统岭南文化为软实力、激发创新创意活力和发展都市公共文化。要着眼于后城市化再造和新岭南文化建设的共同推进,应该树立都会区大空间理念、开展城市泛景观设计、打造创新创意精英汇聚之都,以提高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影响力。     

西方城市空间扩张与治理理论研究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城镇空间扩张的过程,传统城市和地域空间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城市郊区的无序扩张带来了交通堵塞、社会不公平、生态和城市文化丧失等问题,这极大地促进了针对城市空间扩张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本文对这些理论进行简要评介,并对这些理论提出以下思考:各种理论均强调政府对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干预性,实现对市场失灵的矫正;不仅具有理论的创新性,更具有一种政策效应和可操作性;关注人的尺度,强调场所及社区特性、区域重要性;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替代传统的郊区化模式仍任重而道远。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区域协调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必然要求,区域协调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空间表现。基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历程与特征,重点探索了经济发展导向的区域协调理论逻辑与目标设定,从宏观目标、经济体制、空间结构、区域协同、区域政策、生态保护六方面着手,围绕差距缩小、要素畅通、空间集聚、分工合理、协同治理、绿色低碳六大发展目标,提出了经济发展导向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即打造区域发展新动能、优化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构建区域政策体系和紧抓区域生态治理,从而为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供理论支撑。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中的制度、组织与价值

社会资本和社区、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城市社区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社会资本的缺失或下降有关,集中体现在社区空间、社区组织和社区文化层面上的社区社会资本。因此,城市社区社会资本要培育作为制度空间的社区公民社会、作为组织资源的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价值机制的信任、规范、互惠等社区公民文化,发挥居民、社区各社会组织、政府行政组织以及社区文化价值的功能,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的共治、善治和长治。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中的制度、组织与价值

社会资本和社区、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城市社区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社会资本的缺失或下降有关,集中体现在社区空间、社区组织和社区文化层面上的社区社会资本。因此,城市社区社会资本要培育作为制度空间的社区公民社会、作为组织资源的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价值机制的信任、规范、互惠等社区公民文化,发挥居民、社区各社会组织、政府行政组织以及社区文化价值的功能,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的共治、善治和长治。     

发展文化产业应注意政治导向和伦理导向

广州要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中心城市 ,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刻不容缓。面对经济全球化以及“入世”对我国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影响 ,应大力发展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 ,加强政府对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 ,以保证广州文化产业发展的政治导向和伦理导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及文化抉择(英文)

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预见到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历史的来临,提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矛盾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域看,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是双重化的。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精英主义和大众主义的矛盾,构成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主要文化冲突。在全球化的时代,要充分考虑到文化沟通和文化理解,才是正确的文化态度与战略。     

公共空间理论视角下的北京街头涂鸦研究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富含多元文化的生存土壤,其开放、包容的理念使得街头涂鸦能够较早在此出现并逐步发展。但涂鸦行为的空间私用本质挑战了公共空间的既有规则,与城市治理脉络格格不入,也因此被建构为都市问题,给超大城市北京的城市治理带来挑战。对此,应当注意北京街头涂鸦问题的在地化特色,以更加宽容多元的治理理念看待涂鸦现象,提升治理的精准度与效果,对北京街头涂鸦的健康发展进行适度引导,营造宽松氛围。     

城市意义与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的伦理建构

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处于建构城市意义、城市秩序的关键期.城市是一个空间有机体,是人类文明要素的空间化有机聚集.城市意义是城市有机体的伦理纽带,一个没有意义归属的城市将充满风险、冲突频发.在建构城市物质形态的同时,使城市整合为一个有秩序的意义共同体,是实现城市可持续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城市空间,从城市物性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的整合性与互动性出发,建构合理的"空间-伦理生态",是建构城市秩序的重要现实路径;以社区、社会组织等为载体,合理推进以意义为纽带的集体行动,是建构城市秩序的重要伦理选择.     

全球化与多元化——关于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之争的思考

本文就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多元文化的命运问题 ,作出了一点思考。认为文化 ,特别是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业已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在如何对待全球化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格局方面 ,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两种不同的态度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文章分析了这两种基本态度各自的思想理论前提、特征和主要表现 ,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思考和回答的理论问题 ,并以“9.1 1”事件为例明确地指出 ,过于极端化的文化价值普遍主义立场 ,是可能引发国际恶性冲突的重要根源。因此主张探索一种新的文化价值选择思路     

广东省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探析

目前,广东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形式主要包括参与吸纳型、社区服务改善型、技术创新型、主体构建型等,可谓成效显著,但同时,广东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运行也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结构不合理、整体协作能力不足,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不合理、权责不匹配,社会资本的调动和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加强社会资本的构建和有效利用,充分发挥特殊性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以实体性公共空间和网络型公共空间为抓手,促进公共空间的型塑和激活;通过社区发展公司等的构建,加强社区治理主体力量的进一步培育,是促进广东城市社区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的可能路径。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Conflict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nd cultural op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预见到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历史的来临,提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矛盾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域看,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是双重化的。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精英主义和大众主义的矛盾,构成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主要文化冲突。在全球化的时代,要充分考虑到文化沟通和文化理解,才是正确的文化态度与战略。     

数字化转型下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实践与路径

积极构建网格智慧工作体系,以形成反应便捷、协同高效、服务精准的“微治理”单元,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防线。近年来数字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技术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汇集在一起,以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服务融合为基层赋能的网格化运作逻辑,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基于广州“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智慧网格治理建设实践可看出,打造智慧网格需进一步从理念更新、信息整合、流程优化、平台开放、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创新,探索完善路径,以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智慧化转型,为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夯实根基。     

北京常住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对策研究

依据2006-2015年人口统计数据,综合利用传统数量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全市和四大功能区两个空间层次对北京常住人口空间分布的最新变动及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就全市而言,常住人口数量和密度不断增加但增量趋缓;分功能区来看,常住人口数量变动差异较为显著;常住人口密度从首都功能核心区到生态涵养发展区呈递减趋势;常住人口重心相对稳定;常住人口分布离散趋势不太明显.同时探讨了北京常住人口空间分布变动的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增长、 外来人口聚集、 住房价格、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城市总体规划导向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北京调控人口空间分布的思路和对策.     

全球化与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选择

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日益深刻;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日益尖锐;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探讨全球化浪潮给我国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顺应全球化趋势,坚持文化开放,重视文化安全,发展文化产业,这是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兴利除弊与因势利导:公共空间广场舞治理策略

当前因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社会治理进入复杂性阶段,迫切需要治理方式的转型。广场舞扰民等负面问题,根源于休闲与健身需求的高涨以及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短缺和公共空间规范意识缺乏等复杂原因。在广场舞队伍越来越多和负面问题频发的形势下,广场舞治理面临着空间与活动监管碎片化、权责不清制约部门管理行为、规章制度操作性差难以执行以及技术与成本较高导致难以广泛执法等现实性挑战。面对公共空间的广场舞扰民问题,应兴利除弊、因势利导,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跟进、多元化项目选择等理念引导;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治理主体的协同配合;注重噪音传播源头、过程与影响点等治理过程的介入;采取严宽相济、软硬结合的治理手段,以整体性思路推进有效治理。     

承接产业转移条件下的西部中心城市生态空间优化配置

承接产业转移支撑城市扩张,已经成为西部地区中心城市跨越发展的主要手段。国内外城市生态空间的配置已经从单一绿化进入到多生态要素统筹布局阶段,但在具体做法上,更多地依赖于一些成功的经验。西部地区城市的生态空间配置,其内在动力与发达国家和东部发达城市差异很大,需要根据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定位生态功能,通过适当超前的规划管制生态空间,并在实施中通过建设新区科学布局生态空间、因地制宜在老城区嵌入生态功能来优化生态空间,同时通过对生态空间布局经验值的优化,提高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     

冷战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趋势

冷战后,全球治理出现多元化、碎片化和风险化态势,由霸权国家主导设计的单中心全球治理制度存在价值、程序、结构和效率等方面的内在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治理的新挑战,导致全球治理失灵。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治理主体与客体,重塑了治理权力和治理思维,为全球治理制度变迁提供了持续动力,去中心化成为今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全球治理制度变革应该要与时俱进,转变陈旧观念,倡导民主治理,限制霸权边界,培育全球市民社会,重塑全球治理网络,增强全球治理的效率与质量。     

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评述

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由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首次提出后,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和剖析城市问题、推动城市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理论之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第二代理论家超越了第一代“都市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主义方法论,在社会—自然、城市—乡村的辩证视角下将城市视为社会—自然杂合体,并通过城市新陈代谢、城市足迹、自然资本化等概念阐释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及其对自然的建构作用,打破了传统城市分析的方法论领土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倾向。城市政治生态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论两种阐释路径下,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平等、环境正义、酷儿生态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结合,呈现出后现代转向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红绿”生态文化理论,城市政治生态学有着不同于“浅绿”和“深绿”理论的绿色变革潜能。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经历“引进”和“本土化”两个阶段,为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贡献东方城市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转型的独特案例和理论话语。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安全与文化遗产保护

随着大批城市文化遗产被破坏,以全球化为背景的中国城镇化呈现出同一标准的“化城镇”态势.趋同的城市风貌与日下的社会风气使城市与人均陷入了自我的迷失,从而诱发了城市发展的文化安全问题.新型城镇化提出了怀乡范式的建设目标,其实质是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安全守卫整合为一体两面,通过文化遗产维护城市特质与市民认同,实现城市文化安全,进而达到文化自信自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