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学堂”应指矿路学堂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两次提及“K 学堂”:“我要到N 进K 学堂去了”、“终于到N 去进了K 学堂了”。对此,教科书课文注释说“K 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而于漪、陶本一主编的《中学语文备课手册》则认为:“K”应指矿务铁路学堂。笔者倾向于后者,理由如下:     

读出作者的灵魂和价值──试论郁达夫的散文

如果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故事这一界定能成立的话，那么郁达夫首先是位散文家。他有理论，有实践，毕其一生在散文领域纵横驰骋，撰写了人物散记、游记、杂感、随笔小品、日记、自传、信和、评论等诸类散文，凡117万字，成就喜人，在现代诸作家中颇为鲜见。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时映霞蔚”，似春花秋桂，赏心悦目，广被称道。他那清新自然的文风，吹遍了他的散文所能及的地方。他的游记、信和列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散文名篇《故都的秋》、《书塾与学堂》百读不厌，已被收入中学课本。他的散文理论名篇《（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     

武汉大学百年校史考

经考证,武汉大学的校史应从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算起。理由如下: 一、自强学堂是武汉大学最早的前身1.方言学堂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此点从无异议。(1)1928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后,学校每年编辑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概况》和历届毕业生纪念册中“沿革概要”或“校史概略”,均将方言学堂列为本校沿革之内。如第十六届毕业生纪念册“校史”栏中记述:“民国二年教育部即其处(指方言学堂)建立高等师范学校,校舍图书多仍其旧,而规模少宏远矣。”     

武汉大学百年校史考

经考证,武汉大学的校史应从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算起。理由如下: 一、自强学堂是武汉大学最早的前身 1.方言学堂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此点从无异议。 (1)1928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后,学校每年编辑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国立武汉大学概况》和历届毕业生纪念册中“沿革概要”或“校史概略”,均将方言学堂列为本校沿革之内。如第十六届毕业生纪念册“校史”栏中记述:“民国二年教育部即其处(指方言学堂)建立高等师范学校,校舍图书多仍其旧,而规模少宏远矣。”     

绥远地区的新学创办

一、全国学制改革的概况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朝社会各阶层都进一步提出了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的主张。这种改革主张要求全国有统一的学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系统的学校制度。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张之洞和刘坤一都建议清廷递减科举,注重新式学堂。“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不偏废;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①同年九月,清廷下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     

江南高等实业学堂考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遭遇惨败,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乃至“商战”不如“学战”,从而使洋务教育偏重学习“西文”和军事技术等“西艺”的思想和做法有了调整,兴办服务于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教育渐成风气。在这样的背景下,1896年“俾育人才而济实用”的江南储材学堂应运而生,开两江治下实业教育之先河。在维新运动中该校更名为江南高等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嬗变为江南格致学堂,在清末“新政”中于1904年改办成江南实业学堂,又于1905年升格为江南高等实业学堂,成为江苏和安徽等地实业教育的最高学府。民国以后,江南高等实业学堂以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两脉延续和发展。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随着大学区制的实施,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并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江南高等实业学堂的办学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缩影。     

学堂乐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中的作用及意义

所谓学堂乐歌,通常是指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学校歌曲,也常常用于指代清末民初新式学堂中开设的乐歌课。它是随着新式学堂的诞生而诞生的,在维新变法中起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发展壮大。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提出在新式学堂中开设乐歌科:1901年建立的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第一次真正将“乐歌”课列入课程设置;1907年(光绪33年),清政府学部颁布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存古学堂从书院到学堂的过渡

从书院到学堂的历史进程中,受“中体西用”教育观的影响,清政府设存古学堂与新学制并行,以“保存国粹”。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历史反思,以大文化为背景,从一个侧面阐释了新学制建立的不易     

山西大学堂与壬寅大学堂的兴衰

山西大学堂是清末实行“新政”后,于1902年(农历壬寅年)创立的众多大学堂中的一所。随着1902年和1903年清政府先后制订和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多数大学堂因为不符合学制要求而相继改为高等学堂或夭折,壬寅年创办的大学堂中只有山西大学堂一所坚持了下来,并办出了鲜明特色,取得了突出成绩,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农民出身的疆臣

徐士林(?—1741).字贰儒,号雨峰,山东文登人,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士林少时听到邻近书塾传来琅琅的读书声,非常羡慕,渴望自己也能读书,于是回到家中.跪在母亲面前,要求送他入塾读书,表示一定“奋志励学”.     

商科发展95载 诚邀院友共庆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将在2007年10月举行院庆活动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将在2007年10月举办“西北大学商科发展95周年暨经济学专业恢复招生30周年与国家MBA教育10周年院庆活动”。根据《西北大学校史》记载,1912年由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实业学堂和三秦公学组合在一起的西北大学中就设立了商科,马凌甫任商科学长。     

报馆、学堂与天津近代文学

19-20世纪之交,报馆与学堂成为天津近代人文知识分子首选的栖身之地。这使他们在传统文人的“仕”、“隐”之外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也推动了天津文学的变革。报纸改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和写作方式,推动了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形成,也促进了文学品种的热点转化。而学堂的基础教育中蕴涵了最基本的人性启蒙和理性思维,并孕育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天津近代文学的发展,与报馆、学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回顾与省思：梁启超和湖南时务学堂

梁启超对时务学堂评价颇高,而言及后来的教育界,则多表忧思。从清末时期之新式学堂,到民国年间的大学建设,梁氏皆曾亲任其事,出于切身体会的思考,也因而更具价值。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教习,乃因其新学造诣与变法立场,契合于湖南士绅讲求实学、开通风气的诉求;梁氏则将在湘事业,视为贯彻康派方针的良机。时务学堂育才良多,得力于维新时代的学风所成,梁氏等人对“立志”诸义的强调,也切中当下教育的某些偏弊。     

再论湖南时务学堂之争

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成果,然由此而来的纷争却成为牵动戊戌政局变动的线索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学界一般认为,时务学堂的纷争是新旧之争,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及其支持者为新派,反对者为旧派。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时务学堂之争存在着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其核心与焦点都是“康党”“康学”。     

论近代中国铁路高等教育办学起点

近代中国铁路高等教育的办学起点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根据招生条件和课程体系、教学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毕业生能力和技术水平等几个方面对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大学堂、芦汉铁路学堂、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几所学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具有独立的办学理念和特色,其招生及课程体系、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机制健全,是近代中国第一所铁路高等学堂。     

略论清末报刊对湖北工艺学堂的报道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不少新式学校，其中，湖北工艺学堂是湖北最受各大报刊关注的学校。引发关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湖北工艺学堂承载着国人对工业振兴、国家富强的殷切期望。以报刊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清末媒体，对湖北工艺学堂的报道主要聚焦于学堂创建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学校办学资源不足，媒体对其能否存续密切关注、充满担忧，可见媒体对工业教育有着很大的期许；二是伴随着湖北学界革命思潮的激荡，学校风潮频起，如1909年的“实习风潮”、1911年的学生“剪辫风潮”和师生冲突，媒体均给予聚焦式报道。清末报刊对湖北工艺学堂的报道具有全程性、聚焦性和客观性，这种高度关注显示出媒体对学校发展现状的关切和前途命运的关心，彰显出工业教育在媒体眼中的分量。     

鲁迅与俞明震

一八九九年春,鲁迅离开了“鸟烟瘴气”的江南水师学堂,改入江南陆师附设的矿路学堂,直到一九○二年一月毕业。陆师学堂是一所“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军事学堂。鲁迅入学后,山阴人俞明震为第三任总办。俞明震(1860—1918年)字恪士,号觚庵,一八九○年中举,一八九四年调赴台湾,次年委全台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

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着一块四周雕花的旧木匾,上面写着“大学堂”三个大字。这件珍贵的文物,就是八十年前北大的校牌。“大学堂”的全名为京师大学堂,它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     

清季学制改革下的学堂与经学

清季新式学堂与经学的关系,背后有两条主线：一是“中体西用”立学宗旨的确立,使本为引进西学而设的新式学堂增设了经学等中学课程;一是分科教学,中学从整体一块到划分为经学、史学、文学等课程。经学作为中学的重要内容,不能在西方学科中找到对应,其在新学堂的安置问题,是解决新旧教育衔接转换的重要环节。经过张百熙与张之洞分别在壬寅与癸卯学制中的筹划,经学在新式学堂确定了位置。梳理学制和经学课程的关系,可以显示学堂系统下中国学问从不分类到渐趋专门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