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现当代文学史观、史法漫议

在国内外“重写文学史”的遥相呼应下,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受到了全面的震荡,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并已经涉及到文学史观和史法等文学史理论问题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文学研究界长期忽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文学史研究的菱形法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对象,往往因考察的观点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不同,而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它有两个层次,一是原本客体,即客观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从整体上讲,它是消失了的,永远不会变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文学史研究的新创树──评《辽金元诗歌史论》

作为《中国诗歌史论》丛书的一种，张晶的新著（辽金元诗歌史论》最近由吉林教育出版社推出。无疑，这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首创意义。”‘重写文学史”，可以说是近年来文学史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它意味着新时期以来学者们文学史观的革命性变化与文学史理论的进一步自觉与成熟。而且勤奋的耕耘奉献出了一批具有时代风貌的文学通史或断代、分体文学史专著。易言之．“重写文学史’作为文学观念变革的表证已经有了相当丰硕的实绩。如果说．对唐诗、宋词乃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来说是“重写”的问题，而对辽、宋、元诗的发展史，不存…     

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意义

李欧梵发掘“颓废”的现代美学和文化意义,建构起“颓废”文学史,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这可视为80、90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下的“现代性”研究的重要一元,促成了文学史研究范式由社会政治研究范式向文化现代化研究范式转换,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学史研究的立场和标准问题,在当下学者对“重写文学史”予以重新审视的思潮下,值得我们思考。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梅杰专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评析

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将个人立场与历史细部相结合,坚持还原历史,论从史出。这一重写不仅以新的史料质疑了部分儿童文学研究的主流定论,也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古今关系、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本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性与作品成就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传承影响关系等。这些关系有所区分地整合进了文学史的叙录评断之中,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范式。“儿童本位”论与“泛儿童文学”观的对照书写,突显了中国儿童文学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儿童本位”的重要意义,对此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撰写、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以及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都有重要价值。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再解读”研究述评

“再解读”思路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在90年代的延伸,是“重写文学史”的进一步深化,它所着眼的是如何“瓦解”40—70年代的“体制化”叙述,是一个“解码”的过程。本述评主要研究对“十七年”“红色经典”进行再解读的学人、著作和论文,尽可能还原“再解读”思潮的全貌。     

试析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编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重写的冲动和焦虑仍困扰着当代学人,一些学者执著地寻求新的学术突破。要切实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重写,应做好“重读”、“重释”、“重建”三件事情。“重读”意在发掘被遮蔽的新史料和作品,它能加固文学史研究的根基,是重写文学史的基础。“重释”旨在赋予已有史料以新的内涵,它能使研究者在新的视野下重构历史,是拓展、丰富文学史的重要手段。要达到此目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崭新的理论视野和多值的思维方式。“重建”是指充分整合既有的研究成果,扎实地建构文学史研究的学理体系,它的达成需要做好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准备。     

徘徊于理论与历史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讨论之一

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界关于“理论”与“历史”的关系有诸多探讨.论者都意识到以往那种“理论”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存在着问题,都试图为今日“文学理论”寻找一条突破困境的可行之路.走向历史,使理论“历史化”;回到历史语境,进行语境化研究——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之一.然而,如何才能做到历史化、语境化呢?走向历史的文学理论还是不是理论?其与文学史研究有何区别?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方法与范式——刍谈如何“重写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这一提法始于一九八八年的《上海文论》杂志。就提出者的所指来看,“重写”多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以否定赵树理、丁玲、柳青以及茅盾的一些重要作品为“重写”的具体参证,明显地表现出以作“翻案”文章代替“重写”的倾向。故就这一提法的初衷而论,视野是狭窄的,情绪也是偏颇的。但是,倘把我们的视野放得开阔一些,着眼于我国在开放改革十年来哲学、史学、文化学等等领域学科建设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实绩,特别是文学研究领域“方法热”、“观念热”此起彼伏、方兴未艾这些总的人文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便会感到对文学史进行必     

如何看待“重写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以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为例

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是自“重写文学史”理念提出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文学史。与同类著述相比,其成就主要有三：一是概括性较强、条理性较好,有利于初学者接受;二是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或做法;三是世界文学视野与比较文学方法的应用。同时它也存在四个问题：一是“人的文学”理念泛化;二是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含混;三是台港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四是史料与史实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除了与文学史写作本身的艰难、“重写文学史”实践不够等有关外,还与“集体编撰”的方式有关。     

西方文学史重构的可贵尝试──《演进的诗化人学》的学术特色漫评

自从本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以来，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尽管关于“重写”的理论探讨很受人关注，但是，“重写”如何不再停留在理论研讨和空泛议论层面而进人写作实践领域，仍是当今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人指出，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要写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外文学发展实际的外国文学史来。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教授的学术专著《演进的诗化人学—文化视界中的西方文学人文精神传统》（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就是重写西方文学史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从总的印象上说，这部学术专著，是一部观点新颖，…     

“别立新宗”的实验与探求——评《重叠的镜像：文学史理论与实践》

贾振勇先生的专著《重叠的镜像:文学史理论与实践》,是著者近年来围绕“重写文学史”这一核心命题,以具有先锋色彩的文学史观、理论思维、话语系统,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及其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的深度思考与探讨。自觉的学科重构意识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建国之初创立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从文学史观、价值规范到框架结构、话语方式的诸多命题都遭到了一些青年学者“后现代”式的理论颠覆与解构。但一番狂轰乱炸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究竟应重构什么性质、何种样态的学科意识,长于颠覆的先锋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新颖独到的学科构想。著…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民族特色与时代风格——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思考

近些年来,古代文学文献整理工作大规模展开,文学研究观念、理论不断更新,在传承中拓新的古代文学研究,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变迁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逻辑建构层面的文学理论研究以及间接的文学外部研究、直接的文学本体研究等四个方面。尤其是“重写文学史”、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大文学”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文学本体研究等热点学术问题的集中探讨及相关实践,带动了古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其表现不仅是具体的文献整理、文本研究和理论方法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学术理念,这就是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化道路的探索和追寻,对于民族文学精神传统的回归与认同。     

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宏观鸟瞰

当历史演进到近一百多年,我国确乎起了数次的剧变.于是历史有了更迭迅速的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文学亦在社会形态的迅猛更迭中,一一对应地划出了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以及到今天已经不太新了的“新时期文学”.而历史和文学并不因其以往更迭的迅速及人类分期的迟钝而停滞,它将仍保持自身的发展速度.人类如果再遵循业已习惯了编史法而拟出一个“目前文学史”这无异于表明我们思维速度的滞后.面对历史的督促,重写文学史已成为现今文学界急待重视与解决的一大课题.然而,它又是一个异常     

文学史写作的反思与重构——论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研究中深刻反思了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分朝界代式的文学时期划分,“从后往前读”的线性解读方式,以名家名作的评介取代文学史全貌,以先行观念决定原始材料的取舍,等等。针对这些弊病,他也做了重写文学史的尝试：将文学文本还原到“话语体系”中考察,在历史的流变中考察文学文本的接受情况,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充满不定性的历史生成物。     

论"重写文学史"书写困境的形成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肯定,其理论前提是将"启蒙"与"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但其后,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与其初衷不尽相符。反差的形成,理论上是缘于"启蒙"与"现代化"思维,并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和容量说明历史与时代,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思维的迷惘中。同时,"重写"所秉持的"审美与艺术"先行的估价尺度,使得"重写"的考察视阈受到限制、遮蔽;审美的偏执,相应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隔膜,这造成了"重写"不能按照其理论预设的"宏大叙事"顺利展开。文学史的重写虽存在困境,但以往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必然要有所创新,坚持以文学为主题,以史识为主体是其应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