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交往德育研究——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启示

交往作为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必要形式也成为高校学生的常态活动,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汲取＂营养＂,丰富我国高校交往德育理论体系,在尊重交往的平等性、交互性和理解性的特点上,通过对话、体验和网络来实现交往德育,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人际和谐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异化的批判开始,建立了以重建交往理性,实现人际关系和谐为目的的交往行为理论。重新审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本质意义,对于了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现状,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交往活动理论及其问题

70年代末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思想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即从早期的“认知理论”转向晚期的“交往活动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活动理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活动理论 ,它阐述了交往活动与三个世界 (客观的、社会的和主观的 )的关系。另一个是社会理论 ,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的合理化、现代化和殖民化。虽然哈马斯的交往活动理论表达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这种理论本身仍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哈贝马斯交往实践理论的背景解析

通过对哈贝马斯交往实践理论的背景进行深刻的探讨,从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两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哈贝马斯的交往实践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为全球化时代,交流对话成为主导性潮流;目的理性泛滥,交往异化产生;消费时代人类的精神世界的严重缺失;理论背景为受黑格尔的启示和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以及后韦伯思想的升华。     

基于交往的意识形态批判 --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解析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使技术与科学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基于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展开了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文章认为,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又体现了其局限性的特征.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合理性

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其中交往行为的合法化问题是哈贝马斯整个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的根基,也是我们理解哈贝马斯本人思想的切入点。哈贝马斯一方面沿袭了"交往"概念的历史演进理路,对交往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在批判、改造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基础上,逐步提出交往行动的理论构架。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之进路分析

行为是已经完成的行动,行动则是动态性的、过程性的行为。传统行为理论具有静态性、单主体性和不连贯的意志性,现代行动理论则具有动态性与主体间性。在马克思的交往观中,交往被归结到社会劳动之中。哈贝马斯对行为与行动进行了区分,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行动具有意向性和主体间性,同时对马克思的交往观进行重构,提出以理解为旨向的交往行动理论,并为其在法律领域内的行动———商谈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略论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理论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它已不适合现代西方社会的实际了,但它仍然具有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因而有必要进行重建,而他的"交往合理化"理论正代表了这种重建.他的"交往合理化"理论主要是讨论"劳动"和"交往行为"的,并且他把"劳动"与"交往行为"的矛盾,视为社会的基本矛盾.由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劳动合理化了,而交往行为却有了严重问题,因此,必须来一个颠倒,即使劳动不合理化,交往行为合理化,只要做到这一点,西方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显然,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其根本的问题出在了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上.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与宗教

以发扬启蒙理性精神为己任的著名学者哈贝马斯近些年来十分重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宗教因素,提醒人们不要以为启蒙已经把宗教赶出了历史舞台。恰恰相反,反世俗化倾向与世俗化潮流几乎并驾齐驱,势头强劲,必须认真对待。从理论上说,哈贝马斯日益肯定犹太-基督教的宗教论证方式可以在公共领域中发挥相当的作用,肯定哲学尚无法完全“翻译”和取代宗教道德的内容。但是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哲学-理性有其独立领域,它也不能为宗教取代。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正向批判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都有各自的交往理论,只是认知定位不同,后者是生产关系,而前者是交往关系。而形成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形成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则体现出的是一种正向的批判关系,即承认其内在的现代性机理的前提下,将交往从劳动领域移至生活领域,将交往内涵的中心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移至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是一种逻辑的延伸和批判性拓展。本文重点探讨这一正向批判关系。     

哈贝马斯交往概念的思想起源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不同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它以雅斯贝斯的交往理论为思想来源,并在接受这一思想来源时经受了阿伦特的交往理论起到的中介作用,从而形成了哈贝马斯立足于公共领域的交往思想。     

理性破裂与世界重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评析

理性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精神的主题,也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最有力武器。但20世纪以来,理性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胜利导致了"生活世界"的破碎,哈贝马斯把这一现象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融合哲学与社会学思想提出的基于语用学的交往行为理论重新审视了人类的理性意识,努力实现理性精神的全面均衡发展,重建破碎的生活世界,这在非理性思潮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     

从文化间性审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前期思想中有一致命弱点,就是缺少文化间性,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过于浓烈。到20世纪90年代,哈贝马斯在把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向国际关系层面上推进时,发现最难逾越的障碍是文化。如何把他的＂主体间性＂概念落实到文化层面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种话语性的＂文化间性＂关系,成为哈贝马斯后期理论研究的一个关注点。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理性,既非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也非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批判的工具理性,而是以对话论辩、协商沟通为旨趣的交往理性。如果说先验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意识哲学之范畴且以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为前提,那么交往理性则属于语言哲学的范畴且以主体间对称的理解关系为宗依。哈贝马斯对具有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的交往理性的阐扬,既走出传统社会批判理论悲观主义的阴霾,又走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性主义;既在理论上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又在实践上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社会在政治、法律、道德、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改革。     

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当代价值

哈贝马斯把自己视为一个带有强烈政治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自觉充当社会良知和道德尺度的化身.他从交往理性的角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和弊病进行了较为切合实际的批判,并以此为据,构建了以交往行为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理想.     

哈贝马斯论实践理性与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详尽研究了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践理性概念,认为实践理性开启了理性主宰社会整合、个人行动自律和人类自我立法时代。但实践理性忽视了话语的力量,没有注意到话语在行动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因此,哈贝马斯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以重建理性的语用学维度,恢复理性的话语力量。这样,交往理性就可以依据主体间的普遍同意,采用言语这种非强制性力量,为社会提供出理性整合的原则,以重建合理化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实践理性前进到交往理性,开掘出交往理性内蕴的话语力量,对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和中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概念述评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是对其庞大理论体系的系统概括和总结。剖析其核心概念"交往行动"的实际内涵,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体系来说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本文拟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概念所包含的交往主体、交往背景知识、交往媒介、交往目的及交往合理性五个方面入手,展开对其"交往行动"概念的分析。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交往理论之比较

马克思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交往理论,分析了交往的产生,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和变迁的历史形式,以及理想交往的本质与现实条件。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在众多理论问题上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提出挑战。本文旨在系统介绍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并加以对比,厘清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方面的不足,也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是非曲直做到明确辨析。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理论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民主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政治合法化危机和文化动机的危机,现代性的病症是系统和生活世界关系的紊乱产生的异化,只有通过恢复生活世界的自主化和政治民主才能解决。哈贝马斯提出的方案是在实践中通过普遍语用学建立人们相互理解的言语行为的一般规则,从而重建关于一切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建设的方案对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向度解析及当代审思——以哈贝马斯交往范式与交往实践旨趣为论域

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反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哈贝马斯在检视工具理性膨胀的现代性危机的同时,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重建启蒙理性,改造被扭曲的“生活世界”,进而拯救现代性。交往理性所要调节的不是单个主体与被反映和掌握的客观事物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间性关系。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出发,基于普遍语用学,通过语言行为的交互一致、商谈伦理的解决方案、“生活世界”的意义追寻来建构交往理性。这种突破意识哲学的理性认知框架,以达成主体间的“理性共识”为中心而建立的交互主体性交往范式,扬弃了意识哲学的主客对立,扩展了传统的理性观,对交往行为合理化提出了创新性的见解。但他忽略了交往实践中的物质因素,因此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先验性和局限性。交往是人的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在人工智能时代和数字化交往的背景下,克服交往异化,需要辩证认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关系,弥合交往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和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