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两变”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张江明同志在《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一文中仍然坚持“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并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再探讨”。对于张江明同志“再探讨”一文中一些主要观点,我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同张江明同志“再商榷”。不对之处,敬请张江明同志和其他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 我认为,首先要把哲学问题同哲学命题区别开来。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短语,它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不是哲学判断。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史上唯     

也说“决定论与非决定论“问题——兼与庞元正同志商榷

关于量子力学的理论讨论,除了“月亮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的“月亮问题”或者说是“月亮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它同榉涉及到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因此,讨论这一问题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理论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迷误,因此,在讨论中不能不对这些迷误首先予以澄清。这些迷雾,以庞元正同志发表在《哲学研究》1992年第2期上的《非决定论泛起的社会文化背景》一文(下称“庞文”)最为典型。本文就以庞文为主要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问题辨析

1978年王振德、侯成德同志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起点》,引文不另注)一文中,主张以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的标志。这种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内有关研究工作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争鸣。1980年两位作者又发表了《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以下简称《再谈》,引文不另注),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观点。为使讨论深入一步,仅就这两篇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与王振德、侯成德同志商榷。     

自由理论中的实践决定论辨析——与孙月才同志商榷

孙月才同志在《实践决定论——自由的真理》一文中把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归结为实践决定论,我十分赞同;但在他的论证中,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在确定哲学史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观点的具体归属问题上,孙月才同志断言:“决定论一般是唯物主义的主张,斯宾诺莎就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者。黑格尔可以说是唯心主义中绝无仅有的决定论者。”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科学的。从逻辑上说,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对立既不等同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也不等同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其实质仅仅在于是否承认“不     

矛盾“一分为三”吗?——与坚毅同志商榷

坚毅同志在《“一分为二”需要“一分为三”补充》(见《重庆社会科学》1986年第二期),《再论矛盾“一分为三”》(见《齐鲁学刊》1986年第二期),以及《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的划分看“一分为三”命题》(见《广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三期)中提出“一个矛盾是由三个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三个方面(要素)构成的”论题,叙述了矛盾是“一分为三”、“鼎立统一”的观点。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本文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与坚毅同志商榷。     

谈谈因果律的绝对性——对《决定论问题的再研究》一文的商榷

孙礼同志《决定论问题的再研究》一文,围绕着对必然性、偶然性及其与因果律的关系等的探讨,力图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作出新的解释和为它在机械决定论面前确立一道最后的分界线。文章一反传统之说,认为这两种决定论的真正分野,并不在于它们对必然性、偶然性和因果联系的相互关系通常所说的不同解释,而是在于是否承认世界上有“超决定论”的“纯粹的”“即无原因的偶然性”。机械决定论之成为机械决定论,就在于看不到此种偶然性,从而得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原本是严格决定了的,亦即绝对必然性的”结论。要同机械决定论最终地划清界限,就必须承认此种不受因果制约的偶然性;否则,就无法摆脱机械决定论的樊篱。因为“只要我们承认万事都有原因,承认因果联系的必然性”,     

“主体性原则”能成立吗?——与陈志良同志商榷

在主体、客体问题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了“主体性原则”的问题。先是说,认识论的研究必须遵循和贯彻主体性原则;尔后,又把它扩展为整个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到现在为止,主张这一原则中的大多数同志,并未给这一原则以明确的含义。陈志良同志的意见则比较明确。他在《哲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文章。一篇是1988年第3期上的《释主体性原则》(下面引用时简称《释》文);另一篇是1991年第2期上的《再释主体性原则》(下面简称《再释》)。这两篇文章对主体性原则的含义、特点和重要性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对他的观点,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提出来商榷,并向哲学界同仁请教。     

对决定论和非决定论问题的创造性探索

“只有人才珍藏过去,只有人才拥有未来。”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生存、发展,需要揭示事物过程的规律,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塑造自己、创造世界。《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一书就是有关把握事物过程的规律的理性探索,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从决定论与非决定论问题入手,由此超越、分离出用来描述事物过程性质的决定性与非决定性问题,最后达到有关“把握具体事物过程的规律”的深入理解。该书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点: 一、发现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问题研究的描述论转变,并由此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问题,是当前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维护客观事物过程的决定论观点;二是以各式各样的综合谋求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二者的     

关于“美的规律” 的认识及其“主体性”的质疑——也兼与向翔同志商榷

《河北学刊》今年第四期发表的严昭柱《论美的规律的客观性质——兼与向翔同志商榷》(下简称《论美》),对《再论美的存在和美的规律》(下简称《再论》)一文偏离唯物主义路线的观点和失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中肯批评,读后受益匪浅.笔者同《再论》的作者对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美的规律”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与阐释,也存在着分歧,故本着“争鸣”精神,谨以此文就教于向翔等同志.     

也谈经济决定论的“历史指认”——兼与万平、李文峰同志商榷

在拉法格由《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等著作所营造的初始语境中,经济决定论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在马克思那里被表述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经济因素对于道德观念、政治制度以及人类历史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总体理论支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意涵。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期发起的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包含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严重“左派”幼稚病倾向的误读。廓清经济决定论的基本理论意涵,矫正对经济决定论以误解为基调的批判,需要一种对经济决定论深入到历史语境之中的深层“历史指认”。     

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吗——与刘明夫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79年第四期刘明夫同志所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下简称《经济形式》)一文,比较集中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一观点,认为“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规律来管理好整个国家的生产与流通”。这篇文章也代表了当前不少同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及作用所作基本估计的观点。我以为,这一观点还需要认真加以探讨,愿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一些看法。《经济形式》是从社会主义企业间的经济联系,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问题的。这里的“经济形式”,本来应是指的“经济联系形式”或“交换形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着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认识无产阶级局限性的几个问题

黄万盛、尹继佐两同志《试论中国无产阶级的局限性》一文发表后引起了一场争论。否之者曰对中国无产级局限性的肯定,必然导致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本质的否定;辩之者曰唯有承认和研究中国无产阶级局限性,才利于无产阶级自我改造并改造世界。这是大相径庭的看法。1981年3期《社会科学》发表的黄、尹两同志的《再论无产阶级局限性》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再论》说:“对无产阶级局限性的研究,既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具体观点,也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实     

再谈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答安起民同志

<正> 《对真理定义的质疑》一文在《学术月刊》表发后(见《学术月刊》1981年第7期),一些同志对我提出的“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真理只能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正确认识”看法不一。安起民同志还专门对拙作提出商榷意见(见《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以下简称安文,凡引此文不另注)。笔者不仅对安文中的主要观点不敢苟同,而且认为进一步弄清正确的感性认识到底是不是真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为有益的。所以,有必要再谈些浅见。一方面答安起民同志,再是也希望其他同志正教和参加这一问题的研讨。     

论具体真理的阶级性——兼评吴家麟的《概念要明确》

现在有些同志把“真理没有阶级性”的观点,作为结论写进哲学教材,我以为这是匆忙的,不慎重的。黄森同志在《社会科学》1983年第8期撰文,对社会科学真理阶级性问题提出再讨论,我以为很有必要。 真理的阶级性问题,理论界在1952年提出过,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同志商榷

丁宝兰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哲学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以下简称《实质》),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主要方面”,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柯兆利同志的文章,对丁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商榷。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十一期又发表了丁宝兰同志的答辩文章《略论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以下简称《方法论》),再次坚持“柳宗元世     

“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对生产力也起决定作用”是新观点吗?——与齐振海、刘继岳二同志商榷

齐、刘二同志在《哲学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和第九期分别发表“一评”和“再评”“物质和精神相互起决定作用说”以及在《国内哲学动态》一九八○年第七期上发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起决定作用’说背离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等文中论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觉得很受启发。但是,刘齐二同志却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对生产力也起决定作用”的观点说成是“新的观点”,并歪曲为“相互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我们认为,这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首先,我们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也决定     

“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吗?

卓炯同志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再认识》一文中说:“剩余价值可以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而是扩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共有经济范畴。”(《学术研究》杂志1980年第五期)后来我们又读到他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1981年7月25日第4版)。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再一次明白地提出这个观点,但显然是这个观点的进一步论证。我想就卓炯同志在两篇文章中涉及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再谈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答董新民同志

一九八○年三月六日,董新民同志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略论哲学基本问题》(以下简称《略论》)一文,对我们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的《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一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我们反复研究了董文的全部观点,感到他的基本看法,仍然是不能同意的。为了使这一问题的讨论得以深入进行,我们再作此文,以继续就教于董新民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