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传统社会与租佃制再认识之二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中的租佃制度及其中的主—佃关系,以往存在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影响很大的说法: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对立,极力强调地主在这种关系中的优势;一种是“中国文化本位”的乡村和谐,把乡村描绘成温情脉脉的大家庭。整体看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中恐怕都经不起深究。如果说传统农村中佃农的处境未必像过去一些著述说的那么绝望,那么自耕农的境况则未必像另一些著述说的那么值得向往。传统农村并不是一团和气的桃花源,但是危机的根源何在,是专制制度还是民间的租佃关系,值得认真研究。     

国家政策和乡村惯习的逻辑结构——《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评介

正土地交易和流转促成的资源配置和土地收益,是中国传统经济长期领先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受革命史观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土地买卖和租佃造成地权分配不均,导致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继而形成经济低效率与社会动荡,这一成说使国内学者的理论探索受到很大局限。为此,一些学者如Buck、帕金斯、张五常、赵冈、彭慕兰、马若孟和黄宗智等从不同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另有一些学者如曹幸穗、钞晓鸿、李金铮、张佩国、温锐、龙登高等从本土研究入手,在对旧有成说反思的基础上,对地权所承载的资源配置功能进行深入考察。但上述研究多数集中于前近代社会和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乡村地权交易,在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张静博士所著《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以下简称《探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     

传统乡村地权市场的重新审视——《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评介

<正>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地权形态的发育及其交易形式的多样化,使土地流转趋向活跃,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优化配置。当前,"三农"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更深层面的学理探求和历史追索就成为学术界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众多学科和学者纷纷关注传统乡村地权,将其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重新审视。不过,学界对传统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和地权交易的研究多集中于民国时期和前近代社会。近些年的研究主要针对当前我国农地制度的弊端,多集中于提出各种农地制度理论模式的预设。至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流转和交易问题的研究却尚未有专门的探讨。令人欣喜的是,湖北社会科学院张静新著《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独辟蹊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从“圈地”到“丈放”：民生视角下清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制度是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和工具性制度设计。清朝的地权形态主要有庄田旗地制、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所有制。明末清初,满清贵族通过“圈地”“拨补”“兑换”建立庄田旗地制且实行奴仆式生产。而后,通过“计丁授田”“更名田”“租佃制”让农民获得了部分耕种权,通过推动租佃制发展、废除主佃主雇之间的封建名分少量松动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通过“摊丁入亩”等田赋制度改革助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人口数量增长。清朝中后期,由于地权高度集中和多重剥削压迫,农户纷纷破产,民生日益凋敝。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丈放”旗地以转嫁危机。从“夺民田为官田”到“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双重掠夺,承载了庄田旗地制的兴衰,也折射了清朝土地制度与民生状况的互动过程。以史为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警惕资本侵蚀和权力掠夺是乡村治理中民生工作的基本准则;农地制度的工具性应当首先尊重农民的创造性,注重农民的生计改善。     

从“田制不立”到“土地兼并”:民生视角下宋朝土地制度的形塑与演化问题研究

耕者有其田、民众安居乐业是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景,民生保障和土地制度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王朝兴衰的关键。从民生视角出发,本文通过剖析宋朝土地制度与民生实践的互动演化发现:在“田制不立”政策导向下宋朝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空前发展,民生状况堪忧;尽管租佃制客观上推动了地权分离,有助于农民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繁重的地租和徭役赋税进一步恶化了民生问题。两宋期间的土地利用和赋税等制度曾有过阶段性调整,但始终无法缓解地权分配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民生状况恶化和社会矛盾冲突。透过民生和土地的内在逻辑发现,民生状况恰是土地制度演化的关键因素,民生保障应是地权结构调整的实践理性。     

近代租佃制度的产权结构与功能分析——中国传统地权构造的再认识

对近代租佃制的认识关乎传统农业经济的顺利转换。以往租佃制被视为地主经济乃至封建制度的基本要素,而超越这一叙述框架并展开技术分析,却可发现其本土色彩浓厚的独特构造:从租佃制的形态看,租佃比例和地租率反映了土地占有权和收益权的分割,而一田多主则体现了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权利的复杂化;从租佃制的功能看,租佃经营不仅是一种组合各类要素的生产方式,更是以土地为中介的资金运作方式,发挥着现代金融工具产生前的财富保值增值功用;从地权构造的内涵来看,无论是权利的类别与主体,还是权能大小、时间长短、交易和衍变过程,租佃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弹性,是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反映生存智慧的产权形式。     

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策略研究

无地农民是地权稳定乃至地权固化后形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特殊群体,解决无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从户内和户外两个层面构建起无地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体系,在户内土地权益保障方面,主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成员共同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两大策略;在户外土地权益保障方面,主要是通过将集体经济组织可调整再分配的土地资源按照科学的数量标准和规范的先后次序规则发包给无地农民。为确保无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当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户内继承,细化土地承包经营户内成员共同共有,同时,规范集体经济组织可调整再分配土地资源的管理制度。     

明前期北方土地开发与"三荒"问题——生态环境史视角

明前期,北方土地开发未能建成以"先王之世"相标榜的丰衣足食的乡村社会,其反倒成为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恶性互动的内在机制.其中,环境问题则是土地开发夭折与乡村社会过早陷入"三荒"危机的重要病理之一.最终,明前期的"三荒"现象成为一种极端的社会自然化现象,与它在前代的对应物一起推动着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长期延续.     

社会构造与乡村建设: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陶希圣的乡村建设思想

陶希圣把"解剖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史的决算"作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构造的机理分析来探寻中国乡村农民、农业与农村空前危机的根源。基于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诉求,陶希圣主张回归国民党一大精神,坚持孙中山民生主义导向的建设思路,在现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下谋划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的解决,唤起民众创造新社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和乡村建设实践者不同,陶希圣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农民和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缕析农民和农业问题折射的都市与乡村、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本、土地所有与使用、农民与商人资本之间的关系。     

早期现代化视阈下的地权交易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地权流转遵循着传统因素交织而成的亲邻优先购买权惯习,并在国家法律层面的支持下,使此惯习在乡土社会长期发挥着效用.然而,在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地权优先购买权惯习既难以满足时人的需要,又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逐渐为人们所弃,该过程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现代化的嬗变历程.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色情文学：越界的想象与迷恋——苏珊·桑塔格论色情小说

古今中外,“色情”饱受非议,乃至遭到抛弃。而在正统文学中,它要么根本不被看作文学,要么被打上否定或负面的标签。桑塔格却发现了色情文学其实是文学的一种——与色情作品不同,色情文学本身包含了较多的思想性和拓展性因素。同时,借助于萨德和巴塔耶对色情小说的研究,桑塔格发现了色情文学的重要价值,也赞赏了他们在人类意识和思想的可能性之开拓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桑塔格并非要引发一种色情实践或色情泛滥。毋宁说,桑塔格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我们需要直面“色情”和“色情文学”本身。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道德判断阻隔自己的眼界,不被外物迷惑和干扰自己的判断,也才能发现色情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在桑塔格看来,色情文学既是越界和超越性想象,也是自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