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赋》《上林赋》的动物展列与文学新变

物类展列是汉大赋的重要特征,汉大赋的形成、发展与功能演变皆与物类展列密切相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大量的展列和鲜明的特征成为汉大赋物类展列系统中的典型。将《子虚赋》《上林赋》置于先秦两汉时期物类描写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赋在展列数量、展列形式、展列功能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形成物类书写的新模式,代表了汉大赋物类书写的最新成就,并展示了赋体讽谏功能与创作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茶典籍翻译中的互文关联与模因传承——以《荈赋》与《茶经》的翻译为例

互文关联与语言模因的传承相辅相成。在两者的互动中,新的词语表达得以接受并被复制进新文本,促进了语言模因的生衍发展。源于同一语域的茶典籍具有超强的互文性,其共同主题使文本中很多模因呈现复合体状态,形成强势模因,其共核的外缘在不断扩展,展现出茶文化的内涵与发展。以晋代诗文《荈赋》的翻译为例,探讨了如何通过追溯唐朝《茶经》中所包含的互文线索,使《荈赋》译文与茶文化模因“共核”保持一致连贯,同时以适当调整其翻译的“外缘”,使模因在英译本这一新宿体中与时俱进,致力于让传统茶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水浒传》韵文体系中赋体研究

<水浒传>中有一类近似于赋体的韵文,我们称之为赋体.它们形式整齐、笔法铺张、声韵和谐,用复调式的方法加强了读者对其描写对象的认识,与散文相辅相成,完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环境描写以及气氛烘托的内容.另外,在作用上,它们还起到了调节叙事节奏、增加审美距离、贴近群众喜好等增加小说美感的作用,是<水浒传>韵文系统当中较为有特色的一类.     

究际通变 匡发赋奥——评刘培先生《两宋辞赋史》

刘培先生是活跃于学界赋论方面,近期颇引瞩目的知名青年学者。《两宋辞赋史》即是刘先生沉潜宋赋研究多年的一部扛鼎之作。这部专著对于辞赋研究,特别是宋代辞赋研究是大有拓荒之功的。此外,这部专著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如下方面:宏观方法论层面,融通文史哲,将宋赋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具象研究方法层面,采用究际通变,洞源索流的方法以图宋代赋坛真貌;文化史层面,发掘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学史、文化史现象。同时又兼具实证之史实与滂沛之文采,堪称一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中的辞赋成分比较

《金瓶梅》崇祯本对词话本中的赋体文学因素进行了颇具色彩的二度创作。本文以词话本为底本,通过对崇祯本删除赋、新增赋和共有赋的分析,揭示出伴随小说发展,以赋为代表的它类文体在辅助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的规范化和雅化趋势。     

从欧阳修、苏轼赋作看北宋辞赋的散化新变

散体文风向辞赋渗透,极声貌与专尚理趣融合,骈散结合,亦文亦赋,是北宋辞赋的美学特征。并从辞赋的文学现象,受到北宋政治、文化、哲学和北宋古文运动的影响。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论谢庄《月赋》及其对刘宋辞赋的变革意义

刘宋中期文学发生了两大变革,一是从客观描摹向主观抒情的方向发展,二是在体制上更加注重骈化。谢庄《月赋》营造出清雅冲淡的意境,融入了浓厚的抒情意味,骈俪特征明显,声律和谐,音韵流转。《月赋》既标志着咏物赋向抒情赋的转变,又实现了古赋向骈赋的转变,推动了刘宋文学的变革,赋史意义重大。     

略论中国赋的感春传统及其在朝鲜的流衍──以朱子《感春赋》与宋尤庵《次感春赋》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辞赋文学中,感春的传统可溯自屈原。后世对楚骚中伤春之音的祖述继承,往往因两个相关主题──时间与理想的展开,易于产生动人心魄的佳篇。朱子《感春赋》中“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见”,就是关合两者的凝炼表现。对于如何消释春愁,这在魏晋玄风影响下的赋作中,曾一度出之以真正悦乐的情调,但因个性弱化而难开生面。既忧时又乐道的情理内涵,在朱子等富文学情趣的理学家手中,获得恰当的拓展,表现出儒家情怀与骚人哀怨的融通。朱子《感春赋》在朝鲜辞赋史上颇具影响,先后出现不少次韵及和韵之作。李朝中期儒学家家尤庵的《次感春赋》在精神境界与情理容量上,对朱子原作尤具会心。究其原因,则在于“惟晦翁其不敢忘”的生命热情以及对儒家忧乐观的深刻体悟。赋的感春传统在朝鲜的流衍,是颇具文化意蕴的一个文学现象。     

六朝赋体文学考辨——兼谈大小赋之界定

六朝抒情小赋产生于大赋称雄之后一个更为动荡的时代。众多的赋家，众多的赋作，需要梳理，而学界对大小赋的论争也值得思考。抒情小赋淡淡的几笔景物描写，轻轻的几句人生慨叹，都饱含了作者真挚的情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参体同构：关于《红楼梦》中赋与赋写《红楼梦》问题

赋与小说在形态与体格上是貌似大相径庭、实则一脉相承的两种文类,二者在《红楼梦》的时代形成“参体同构”。《红楼梦》不仅援赋作入小说,秉持“远师《楚辞》而近学六朝”的赋学观念,存“隐曲之笔”;更是援引赋法入小说,以“七体”结构小说第五回,以“曲终奏雅”结构小说全篇。反过来,诸篇《红楼梦赋》又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首次以“赋”体完整组织、重写小说,以“赋法”构筑一个新的大观园世界。“赋—说”同构的文体形态分别在小说文本叙事与赋文本敷陈中得以实现。《红楼梦》与《红楼梦赋》二者的成功“互参”,是辞赋与小说试图以“赋法”同构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文体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朝鲜朝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以《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

闵齐仁是朝鲜朝中期文人,《立岩集》收录其赋作16篇.以其《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从题材内容、典故化用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其赋作创作的影响以及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从中不仅反映出朝鲜文人创作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闵齐仁“文以载道”的家国意识.     

情事互文:汉魏辞赋与小说的参体同构

汉魏赋家与小说家皆长于观采“情事”,在文本创作层面形成互文.假托问答有助于“凭虚构象”和叙事的展开,而“曲终奏雅”有功于劝世道情,这是汉魏赋体与小说共通的结构方式.赋作在经典主题和故事安排,以及志人志怪的情节设置上,开启魏晋小说的法门.又,赋文本保存小说事典、小说文本保存赋文和赋学本事,二者“参体同构”,以虚构、夸饰繁荣中国早期的文学文本,对中国叙事文学“情事”的建构具有范式意义.     

彝文经籍《指路经》的科学内涵与文学特色

彝文传统经籍《指路经》是彝族丧祭仪式中使用最为普遍的经籍,也是目前对外翻译介绍最早、最多的经籍。《指路经》不仅是彝族古代礼俗承载内涵最多的经籍,而且其中对彝族迁徙的路线、发展的历史等都有可以明确考证的科学内涵,并且具有活态的和生动活泼的文学艺术特色。     

《三边赋》之《新疆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最早当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新疆赋》,从作者、版本、内容、文学特色、价值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