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南诏国王异牟寻的政绩

公元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九月,在唐王朝的直接扶植下,蒙舍诏并吞五诏,在祖国西南边疆建立了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南诏国,它逐步扩大统治地域,管辖着云南省及其附近一些地区,异牟寻是南诏第六代国王,史学家赞扬他是南诏的“名王”。异牟寻的祖父阁罗凤,系五世国王。他的父亲凤伽异,尚未立王,即逝世。“异牟寻母,     

南诏社会性质质疑——兼论白族历史有无奴隶制

公元八世纪,相当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兴起了一个雄据一方的政权,有的称之为“南诏国”,有的称之为“南诏政权”.这个南诏,以云南西部的洱海区域为中心,历时达164年之久.(公元738—902年)那么,南诏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就我目前看到的材料说,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意见认为:南诏是奴隶制社会.如有的说:“南诏国家的社会制度,主要是奴隶所有制,它是南诏国内各种生产关系的主流.”有的说,南诏是“唐代我国西南地区继吐蕃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奴隶主政权”.有的也说:“南诏是公元七至九世纪在云南出现的一个奴隶主地方政权”.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南诏的社会性质“是还带有原始社会成分的早期封建社会.”     

论南诏入犯安南对唐代国家安全的影响

耗时十余年的南诏入犯唐朝安南都护府的战争,不仅对唐代南疆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同时也使已是强弩之末的唐帝国遭受沉重的创伤并由此导致国家安全的严重危机。战争折射出安南都护府在唐代边疆防御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它既是唐王朝用以经略西南边疆的军事基地,也是防范南诏内犯的边塞铁篱。南诏的兴起使安南都护府失去其西北屏藩,唐朝的南部、西南边疆也因此失去彼此制约的平衡。而南诏对安南的频频进犯,则直接击溃了自唐初以来帝国精心构建的边疆防御体系。安南失陷,敲响了唐亡的警钟。     

唐宋时期滇东南、桂西南的民族关系

唐宋时期在西南边疆先后建立了南诏与大理政权。唐代,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战时和,当中央与南诏关系紧张时,西南地区各部族审时度势,选择在交战中处于优势的一方而附之。宋代,中央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发展平缓,双方形成了以市马为主的贸易关系。滇东南、桂西南各族纷纷加入贸易行列。由于安南（越南北部）独立,使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趋于复杂,宋王朝未能处理好与边界问题相交错的民族关系,酿成了皇年间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试析南诏的语言

试析南诏的语言段伶南诏是我国历史上西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权。它在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土语的地区得以巩固和发展，其语言观及语言制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文化问题。以史为鉴，或许对我们认识当今的一些语言现象有益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南...     

大理,康庄大道无限风光

天赐垂怜于中华疆土,西南一方山水育地灵人杰,滇西苍山洱海集绝世精髓,大理文献名邦煊煊光宇,赫赫格天,文化大理风光无限,经济大理商机无限,未来大理发展无限。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大理,位于云南西部,是中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和西南最古老的国际通道——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在这近3万平方公里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白族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生息繁衍,白、汉、回、彝等13个世居民族在秦王朝一统中国时就已撑起了大理一片蓝天。张骞西域凯旋,使大理在汉武帝设郡县的契机下蓬勃。唐初六诏争雄,南诏一统洱海,岿然立政权于西…     

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途径研究

长期以来,密宗传入云南的路线一直广受争议,有源自中原、印度、西藏以及东南亚等说。笔者通过查阅文献记载,结合宗教、艺术、考古等民族志资料,厘清了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传入的途径。认为南诏大理国地处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西南边疆的强大地方政权,同时接受与之为邻的印度、吐蕃以及东南亚诸国各方影响是有据可循的。     

南诏时期大理地区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唐代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而且也是边疆少数民族重新组合、分化、迅速发展的时期。唐初,在祖国西南边疆云南崛起的南诏地方政权,它历时253年,几与唐代相终始。这一政权的建立,不仅结束了云南部落豪酋长期纷争的割据局面,为中华民族整体的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促进了政权统治中心——大理地区各民族的迅速形成和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奠定了大理地区在今天的发展基础。     

陆疆多民族“和谐社区”的建构与社会安全

中国陆疆经历了从四夷各自聚居到多民族逐渐杂居的历史演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继承历史的制度创新.建国60多年以来,边疆已呈现出城镇杂居、乡村聚居的居住格局,这种居住格局为和谐边疆的构建奠定了地域及文化基础.除此之外,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多民族杂居格局的范例表明,多民族杂居的和谐边疆社区对国家安全意义重大.因而本文从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与其他多民族国家陆疆民族居住格局比较角度出发,论述多民族“杂居社区”的意义及构成要素.     

社会变革时期的基层城市新建——以清代新置县级城市的营建为个案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包括县级城市在内的建置城市新增的高潮。清初即开始启动建置城市新置,"盛世"期间疆土开拓与改土归流,晚清变局中边疆危机与边疆建设,及贯穿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国内危机加深,使新置县级城市大量增加。与之对应,在长达二百余年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中,以海陆边疆为主兼及内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县级城市新建,其实践活动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建设集大成高峰的基础上,开始启动朝向工业文明初曙的转型,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发挥了显著作用。综观清代新置县城营建的全过程,对现今的基层城市新建,可提供许多有意义的经验教训。     

论异牟寻在南诏归唐中所起的作用

南诏与唐的关系 南诏是中国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从南诏形成到灭亡共经历了二百五十年,其中异牟寻执政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     

明代中缅边疆的变迁及其影响

明代是中国西南边疆和云南民族社会发生划时代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明朝中后期,中央政府统治不力,边地土司纷争不断,缅甸洞吾王朝趁机北扩,侵占了明初设置的老挝、八百、木邦、孟密、蛮莫、孟艮、古剌、底马撒等土司地区。明代中缅边疆的变迁,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今天中缅边疆的基本雏形。同时,长期的战乱,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使包括百夷、峨昌、蒲人等在内的部分边疆民族成为缅甸控制下的居民,逐渐演化成今天意义上的跨境民族。     

白族本主信仰概貌

本主,又称为土主、景帝、文帝、灵帝、皇帝、圣帝等。白族语原称为“武僧”、“武僧尼”、“东波”、“阿老”、“阿太”等。本主是白族特有的宗教信仰。 白族本主信仰已有很久的历史,它是在古代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据传唐代蒙氏在洱海区域建立南诏国后,在其统治的区域内赐封“伏羲山河清邦景帝”,“灵伏夷镇河圣帝”、“金马名山至德景帝”。南诏王室还“以神明天子为国步(本)主”。本主信仰在唐南诏时期产生后,经过大理国王室的倡导和巩固,到明代已经非常广泛并形成体系,一直在白族社会中被继承、沿袭下来。     

关于南诏的三个称谓

一、说“诏”公元七至九世纪,在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兴起了一个雄踞一方的政权.有人把它称为“南诏国”,有人则称之为“南诏政权”.关于南诏这个称谓的由来,最早见于唐代樊绰的《蛮书》,其后,见于宋代欧阳修的《新唐书》,现把两书所载,转引于下:《蛮书》卷三说:“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出版第67页)《新唐书·南蛮传》说:“夷语王为诏……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新唐书》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0册第6267     

道路建设与边疆的“中心化”：对中老边境云南磨憨的路人类学研究

区位视角下的“中心”和“边缘”是社会文化历时性建构的结果,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转换,现代化的道路建设对于地处传统区位条件下的边疆产生“中心化”的影响。在磨憨镇道路发展史中,传统道路、国道、高速公路和国际铁路分别与磨憨社会空间的地方性、依附性、流动性及全球化紧密相关。由国家推动的道路建设促进边疆地带与传统中心地带之间建立“依附”“连接”和“同构”的空间关系,在此过程中,边疆展现出其区位上的“中心化”过程。道路建设增强了边疆民族地区向国家中心地区依附、靠拢和融合的向心力,强化了边疆连接境内与关外的“通道”身份,推动边疆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     

论南诏为乌蛮蒙氏与白蛮豪族共同建立的政权

论南诏为乌蛮蒙氏与白蛮豪族共同建立的政权韩军唐初洱海地区两个主要土著居民及其力量的消长唐代初年，今大理白族自治州所在的洱海周围地区居住着两个主要在语言文化及经济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各异的人们共同体①，即“河蛮”和“六诏”。前者通称为“白蛮”，主要分布于洱...     

白族形成新论

运用史料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人类学对白族形成问题的再研究表明,以往学术界所形成的"本土说""外来说""单源说""多源说"等观点均未能真正给予这一问题以科学揭示。再研究的结论是:白族形成确实是多源的,乾符四年(877)南诏统一云南建立大封民国后,在洱海区域生活的洱海人(西洱河蛮)、哀牢人、僰人、昆明蛮、汉姓等是白族形成的主要来源,正是由于南诏国的建立进而将诸多族类融合为一个整体:白族。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问题研究述评与讨论

全球化带来全世界发生变化的同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往与联系得到加强,使得社会开放程度、文明程度、文化发展程度不断深化,学术界不仅注意到了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也在分析全球化对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大批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审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以“地方性”意识反观民族及其文化,会发现在对全球化时代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怎么影响、民族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怎么变化、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变迁与认同及文化建设等问题还存在较大的阐释空间需要我们关注和探讨。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新实践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形成了新的边疆治理体系;认为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特点是一个核心,两大目标和三大格局:一个核心——"治国必治边"的重要思想;两大目标——维护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三大格局——边内治理、边疆治理与边外治理的结合;新时代的中国边疆治理体系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指导下,党中央在边疆治理实践方面开创进取,因地制宜地制定了相关边疆区域发展战略;重塑了中国边疆的历史社会地位,使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核心区""枢纽""窗口"和"支点".     

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地缘战略极为重要的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其中75%以上人口高度集中在农村社区。这种人口分布格局,决定了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发展,事关中国整体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生态资源合理利用及西南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等重大现实问题。发展经济、建立和完善乡镇社区治安综合治理机制、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是维护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社会稳定的可行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