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反恐法律及其评析

中亚国家效仿世界各国的恐怖危机处理模式,形成了体系完整、及时高效的刑法、反恐法和单行法并举的反恐法律网络。在国家宪法、刑法和宗教法中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规定了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各种行为、非法宗教活动及其表现形式和禁止方式,在国家实体法律中构造了反恐法律的体系。鉴于恐怖主义活动的严重危害,中亚国家以独立立法形式颁布了专门的反恐法律,从实体和程序上规定了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惩罚的有关问题。反恐法具有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高度统一性、极端主义在法律上的定位、国际反恐公约的内容被国内化等特点。     

德国反恐立法溯源：从“红军旅”到“基地组织”

恐怖主义的蔓延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德国的恐怖主义威胁由来已久,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旅”便在德国发动了多起恐怖袭击。无论是面对过去的国内极左恐怖主义威胁,还是“9·11”事件后的国际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威胁,德国始终坚持在法治国框架内运用法律手段惩治恐怖分子,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纵观德国在两次反恐运动中的相关立法及其安全战略的演进,可以透视其反恐策略背后深厚的宪政根基。     

我国反极端主义犯罪立法评价与展望

极端主义对恐怖主义的诱发影响使得极端主义犯罪被独立规制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当前我国将极端主义犯罪视作恐怖主义犯罪的附属形态,在规制体系上采用融合式立法模式。刑法对极端主义犯罪行为的样态覆盖不足,涉及极端主义犯罪的司法标准模糊,反极端主义犯罪体系构造不足已经开始掣肘对极端主义犯罪的防控。未来要实现《反极端主义公约》的规制目标,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极端主义”定义,立法体系上采用单独型和融合型兼并的模式,实体法上完善“组织参与”和“具体实施”环节的反极端主义罪名,确立极端主义罪与非罪的司法标准,建立反极端主义犯罪的梯级处罚体系等措施是应当要考虑的。     

边疆地区反恐中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

我国边疆地区的反恐具有国际性、国家性和地方性三个特点,其中,地方性特点为该地区的反恐提出了特殊要求。当前,边疆地区反恐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精英反恐模式难以实现反恐的有效性,而且民众参与反恐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同时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存在较大难度。从法律的视角来看,为了有效解决西部边疆地区反恐问题,司法上建立从包括民族宗教规范在内的社会事实到反恐法律体系的司法判断方法,把民族宗教规范作为判断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重要依据,立法上建议设立侮辱、破坏宗教罪。     

论我国反恐对策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鉴于我国目前恐怖主义犯罪频繁发生及反恐对策应对不暇的局面,有必要尽早解决反恐对策中一些重要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对恐怖主义犯罪概念的界定;二是在刑法中适当增设新罪名,以履行国际条约义务,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四是加强社会综合治理,以期这些对策的实行可以有效缓解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紧张局面,同时在积累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尽早制定反恐特别法,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保卫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宁。     

试论我国反恐立法模式的重构——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

恐怖主义犯罪的频发及其对社会秩序严重的破坏性，使我国的反恐斗争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恐的经验和做法，从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国际合作以及加强恐怖犯罪预防等方面对我国反恐立法进行完善，能够最终裨益于我国反恐立法模式的重构，达到合理地组织对恐怖主义犯罪反应的目的。     

国际反恐立法趋势及完善中国反恐立法的思考

阐述当前国际反恐立法历史基础,就国际社会在统一恐怖主义的内涵、制定统一的《国际反恐怖主义法》和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协调一致等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完善国内反恐立法的建议。     

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的区别

2016年修订的《反恐法》(以下简称"新《反恐法》")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立法,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概念,完善了刑法对于恐怖犯罪的规定。由于法律法规对二者的规定十分模糊,特别是新《反恐法》颁布后,二者常常放在同一条或同一款,甚至表述一致但含义不同,因此对其区别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建设研究

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是区域国家组织主导的区域反恐的制度依据。在治理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的问题上，由反恐法律机制指导的上合组织反恐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随着恐怖主义的新一轮发展，需要上合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已有的反恐法律机制体现出不足。对比联合国和其他区域组织的反恐法律机制，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还存在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上不清晰，在反恐刑事司法合作方面亟待完善等问题。对此，可以借鉴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成熟经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完善上合组织反恐法律机制。同时，在反恐法律机制建设的路径中，应强调对平民的人权保障、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中俄反恐立法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本由国家意识形态支持的很多政治化观念被代之以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诉求,民族分裂势力演变成为恐怖主义因素,上升为全球性焦点问题.俄政府重拳出击,从联邦宪法到刑法典,再到反恐特别法,以及一系列总统命令,构建了独特的反恐立法屏障,以期改善民族关系,惩罚极端犯罪.以比较的研究方式,通过对俄罗斯反恐立法的分析,总结中俄反恐立法的异同,指出俄罗斯立法对中国的借鉴之处,为我国新形势下反恐法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域外资源,初步构建出我国的反恐立法框架.     

反恐背景下澳大利亚刑法修正及其借鉴

在新的反恐背景下,澳大利亚通过颁布法律修正案和制定专门反恐怖法,进行了一系列刑法修正工作,加大了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力度。以澳大利亚刑法为借鉴,我国刑法亦应明确基础性概念,完善罪名体系,集中规定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特殊刑罚减免事由,从而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完备的法律基础。     

反恐：双重语境下的困惑与出路

夹杂在政治与法律双重语境之中的“反恐”斗争,面临着界定与应对方面的种种困惑。要解决这种种困惑,必须制定一个全面具体的反恐公约,以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合理划定反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矛头所向;必须在使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的基础上完善“或引渡或起诉”规则,做到不枉不纵;必须在普遍遵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充分有效地利用司法手段,加大国际执法力度。     

国际反恐合作与新疆稳定

随着9·11事件以后国际反恐大势的形成,通过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成为中国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战略措施。文章总结了中国采取的三项国际合作战略措施。首先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打击“东突”恐怖势力确立了国际合作的制度框架,推进了与中亚国家的反恐合作。其次,通过与邻国的军事演习协调彼此立场,促进互信与合作。此外,中国还在更为广阔的国际空间发展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反恐合作。最后认为国际反恐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东突”恐怖势力的活动空间特别是国际活动空间被大幅挤压,“东突”恐怖势力得到有效遏制。     

论我国《反恐怖法》立法的基本原则

依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大局的根本之策。我国《反恐怖法》立法,应坚持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入宪,明确＂恐怖主义犯罪＂核心概念,坚持刑法为主、民法与行政法为辅,不同类型规范并存,从严从重处罚,国际反恐合作,立法适度超前等基本原则,以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     

“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正当性根据——基于刑法第120条“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开启了"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先河。"预备行为实行化"将原本不予处罚的"预备行为"拟制为"实行行为"对待,从而实现了暴恐预备行为的独立可罚性。"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是有正当性根据的。现实层面上,暴恐预备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可能性和敌视法规范的刑事不法;政策层面上,事前防范比事后打击更有利于反恐;法理层面上,回应型法、预防型法和安全型法都要求反恐视线必须前移,从而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回应公民严惩恐怖主义的诉求,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安全与稳定。     

海上反恐面临的新挑战及其相关法律问题

国际海事组织从加强船舶与港口设施的保安措施方面赋予所有成员国打击海上恐怖主义新的义务。交通部和中国海事局迅速作出了反映 ,制定了《船舶海上保安规则》与《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实现了国际公约的国内化。由于交通部的部门规章法律效力较低 ,难以行使对海上恐怖活动的处罚权 ,同时“保安事件”一词未能全面地揭示“海上恐怖主义”的外延和内涵 ;此外中国《刑法》分则尚未规定海盗为国际犯罪 ,实现国家之间的司法引渡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建议由最高权力机构制定一部专门的海上反恐法律 ,建立全球性的海上反恐合作机制。     

论《俄罗斯联邦反恐怖活动法》与我国反恐立法之构想

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我国在反恐立法方面迈出了步伐,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俄罗斯联邦反恐怖活动法》是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反恐立法,借鉴其先进经验可以促使我国反恐立法的完善。     

论《俄罗斯联邦反恐怖活动法》与我国反恐立法之构想

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我国在反恐立法方面迈出了步伐，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俄罗斯联邦反恐怖活动法》是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反恐立法，借鉴其先进经验可以促使我国反恐立法的完善。     

法治视野下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原则探索——以反恐法草案为例展开分析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活动理应纳入法治框架之内进行探讨;法治是权衡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艺术,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活动需要权衡好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维持自由与秩序“各占一半”的均衡式法治思维忽视了打击恐怖犯罪的阶段性特征,故不可取.而权衡式法治思维照应到反恐的阶段性特征,值得倡导.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原则有遵循宪法原则、秩序维持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科学性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整体显现出“厉性有余、柔性不足”的特点,其依赖权力强行维持秩序的极端观念与法治理念相悖,亟需运用权衡式法治思维予以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