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分歧：表征、动因与前景

在并不久远的全球气候政治史上,美欧角色及其影响总能引发广泛讨论,但双方仍存在明显分歧。美欧对全球治理角色定位存在认知偏差,不同的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差异,导致二者在非传统安全议程中的利益分歧大于合作意愿,因此双方在气候变化治理目标、方式、行动等方面分歧明显,这将影响和制约跨大西洋关系重新趋近的程度和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变革。美欧存在一定的气候合作空间,延续跨大西洋气候行动。跨大西洋气候政治发展前景在于强化《巴黎协定》目标共识,扩大清洁能源技术部署,推进绿色技术开发和创新,提振全球气候治理雄心。     

美、欧国际战略异同与北约协调作用

美、欧在国际战略上的共同利益是北约与大西洋关系存在的基础与前提。冷战后美、欧处于新战略环境之中,国家利益诉求使得双方国际战略不但具有共同和近似的一面,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和分歧。美、欧国际战略上的共同利益和一致性以及战略差异,都意味着北约对大西洋关系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和协调作用。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的比较分析

美欧气候变化政策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接近而不断向前推进。奥巴马政府希望把发展清洁能源的环保政策和经济复兴计划结合在一起,使美国重新掌握国际气候政治的领导权。欧盟主张通过设置具体的减排目标,继续使用京都模式来展示其领导力。美欧的分歧主要是"碳资本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两种不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竞争。同时,由于全球气候治理的自主性降低了外交谈判的意义,因此美欧气候政策中的冲突不易调和。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热点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作为气候治理的行动派,我国正在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利用共词分析法聚焦我国近三年来出台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政策目标热点和政策手段热点。结果表明：我国现有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目标明确、手段多样;其中,碳达峰碳中和是核心目标,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抓手,绿色金融和科技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总体而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1+N”政策体系已经建立但仍需逐步完善,尤其是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制定领域。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及中国的应对

2019年欧盟出台《欧洲绿色协议》,其中一项核心内容是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欧盟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直接原因是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温控目标,解决碳泄漏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济、社会、国际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碳边境调节机制实质上是单边贸易措施,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南北国家围绕WTO原则和气候变化原则对碳边境调节机制产生了合法性方面的争议。我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领导力量,应当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制内进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适时与欧盟开展协商谈判。同时在国内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经济,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积极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带来的挑战。     

欧盟重征碳关税的利益动因与中国因应

《欧洲绿色协议》预示欧盟碳关税从航空碳排放税的折戟中卷土重来并向全球积极扩张。重征碳关税折射出欧盟以防范碳泄露风险和提高内涵碳产品竞争力为中心的经济考量、以环保道义优势重塑欧洲气候治理领导者角色的政治战略、以绿色发展理念和高涨民意认同推动的文化内蕴。面对欧盟重征碳关税,中国应未雨绸缪,积极筹划,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方式:立场上坚持追求应对气候变化实质正义的CBDR原则、策略上主张以谈判和磋商作为开征碳关税的前置程序、制度上构建中欧碳配额合作机制、技术上完善和推广碳捕捉和碳封存技术、纠纷处理上借助WTO争端解决平台。     

美欧气候政治的分歧与合作

美国的气候政治参与进程较为缓慢,其中不乏消极倒退,欧盟则相对稳定而持续地推动了气候政治实践的发展。美国与欧盟在社会规范、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方面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又为美欧各自的气候政治运行机制所强化。同时,美欧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二者之间的合作在地区与全球层次同步展开,从而延续着气候政治领域中的美欧互动进程。     

美欧气候政治的分歧与合作

美国的气候政治参与进程较为缓慢,其中不乏消极倒退,欧盟则相对稳定而持续地推动了气候政治实践的发展。美国与欧盟在社会规范、政党政治、利益集团等方面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又为美欧各自的气候政治运行机制所强化。同时,美欧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二者之间的合作在地区与全球层次同步展开,从而延续着气候政治领域中的美欧互动进程。     

拜登政府气候政策:原因、特点及中美合作方向

美国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优先政策之一,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对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产生了影响。拜登个人的气候政策偏好、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提振美国经济是拜登推行气候新政的重要动因。通过总统的行政权力迅速推行气候政策,积极开展气候外交谋求气候领域的全球领导力,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产业、就业等经济政策紧密结合是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主要特点。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核心政策议题为扩大中美气候合作、改善双边关系带来了新的契机。但中长期看美国的气候政策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在与美国开展气候合作的同时也需保持自身战略定力和灵活性。     

我国推进“双碳”工作的难点分析与路径选择

近十年间,尽管中国已开启低碳发展模式并初步实现碳排强度的持续下降,但整体上碳排放总量及占全球比重仍呈缓慢上升趋势。继续提升碳排效率使之和经济增长不再存在依赖关系,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此般严峻形势,为保障“双碳”目标按期实现,中国亟需破解能源方面转型难、低碳技术创新方面实施难及碳排放权方面交易难的三大难题,立足国情制定“三步走”战略。在具体优化路径上,应调优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攻克关键技术,构建创新体系;健全交易市场,发展绿色金融。     

国际组织自主性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联合国——聚焦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自主性是研究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角色的核心概念。作为最具影响力和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中的角色备受关注。然而当前学术界关于联合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仍主要强调其作为主权国家弥合分歧实现合作的平台的作用,对其官僚机构自主性的关注十分有限。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是观察联合国自主性的重要案例。本文通过梳理国际组织自主性概念发展的学术讨论,将国际组织自主性定义为基于自身政策偏好,调动其权威和资源寻求对特定议题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能力,并进一步构建了行动、意愿和结果三维度的分析框架。由此,本文首先针对行动维度从议程设置、规则制定、机制设计三方面分析此次峰会中联合国的自主性行动;其次从议题与国际组织互动的视角指出气候议题在联合国议程优先性的凸显、治理真空的扩张、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气候议题的偏好推动了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的行动意愿的提升;最后,针对峰会结果对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行动的自主性进行评估和展望。     

从碳排放权之争看我国在气候变化上的法律应对

应对由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碳排放权的争执中,发达国家强调环境权,发展中国家强调发展权,对此,双方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国应明确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构建我国碳排放交易机制,做好应对碳关税政策的准备,制订相关法律制度,倡导低碳生活。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监管议题谈判前景分析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陷入多边立法困境的背景下,美欧进行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新一代贸易规则谈判引人关注。本文从双层博弈视角分析了TTIP监管议题谈判的前景,认为谈判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双方在常规性合作机制和已有共识基础上达成监管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监管议题更大的挑战将出现在美欧各自的议会批准环节,其中以美国的挑战最为突出。在TTIP谈判期限内,奥巴马总统得到国会贸易促进授权的前景不容乐观,即使美欧达成TTIP监管协议,该协议在国会批准环节也充满变数。     

中国碳减排路径之初探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日益加剧,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通过对碳关税和碳税等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分析,借鉴国外开征碳税成功经验,作好中国开征碳税的各种准备。中国应择时开征碳税,避免碳关税的不利影响;加快实施"走出去"和外包战略;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充分利用清洁发展机制。     

推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税收政策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税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在我国推进“双碳”目标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既能用税收优惠方式吸引全社会参加低碳行动,又能推动高碳排放主体变化,化解低碳发展难题,从而成功实现各自的双碳目标。但我国现行税收体系在推进碳减排中仍存在税收政策激励性不够、推动作用有限、约束力不强等问题。为了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我国应在借鉴国际碳税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碳定价机制、节能减排税收优惠政策,充分释放绿色效应,推动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碳中和愿景的实现路径与政策体系

实现“碳中和”需要科技支撑,这就要求全球积极开展绿色低碳科技合作。作为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中欧科技合作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国际合作的理论框架,采用案例研究和过程追踪方法,选取丹麦、芬兰、瑞典为主要合作对象。一方面,三国积极塑造欧盟全球气候政治领导者的形象,在欧盟绿色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欧盟动向。另一方面,三国与中国的绿色低碳科技合作具有较长的历史和较好的效果。研究发现：三国对华气候合作具有不同的动因,其偏好也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丹麦与中国侧重绿色能源转型合作;瑞典与中国侧重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领域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而芬兰则同中国更为重视清洁技术和循环经济领域的合作。在这一背景下,强化中国同北欧三国的合作有助于提升中欧气候合作的整体水平,巩固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链的合作基础,增进中欧信任,并共同推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     

近十年的欧美经贸关系以及TTIP谈判的背景和难点

2013年欧盟与美国启动《欧盟与美国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协议》(TTIP)谈判。从TTIP谈判的背景、难点以及近10年欧美经贸关系看,该谈判的提出有其政治、经济、对外战略方面的考量。谈判的难点主要体现在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数据跨境流动和隐私保护、食品与医疗、数据交易标准、行业监管合作、服务市场开放、政府采购等方面。虽然党派之争中止了谈判,但重开谈判完全可能,因为TTIP对双边的好处一目了然:减免双方关税,降低或消除非关税壁垒,推动跨大西洋的区域分工,将扩大美欧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高标准、新兴产业规则的制定、国有企业全球标准、产业技术与安全标准的统一,将影响美欧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协议签订并影响到WTO原有的规则;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巩固美国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该协定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视:协定一旦达成、实施不仅将对中国产生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而且也将削弱中国在国际新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参与权、话语权和影响力,一些规则将可能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阻碍中国梦的实现。面对挑战,中国已经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除此外,中国还应注重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的稳定。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我国政府激励企业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工具。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企业视角研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碳减排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在机制检验层面,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碳信息披露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排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政府的参与加强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碳减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非国有企业的碳减排效果强于国有企业,相比于非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施对促进高耗能行业碳减排效果更加明显。本文不仅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也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政策智力支撑。     

欧洲航运巨头的脱碳行动——规则压力与转型动力

航运业脱碳是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航运巨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兼具治理客体与治理主体双重身份,既面临来自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欧盟的规则压力,也拥有推进公司可持续发展转型、实现自身碳中和目标的内部动力。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不遵守强制性、惩罚性措施可能导致巨大经济损失与企业形象破坏的消极预期,迫使其聚焦规则压力较大、转型动力较强的领域,开展对外部规则的“服从反馈式行动”——推进船用燃料的低碳与零碳转型、研发试点绿色船舶技术;而治理规则尚未定型成熟以及期待提高规则制定的要价与谈判能力而产生的积极预期,促使其布局反作用于外部规则压力、稀释上述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规则制定权与话语主导权的实践,开展对外部规则的“议价反馈式行动”——制定绿色航运相关标准、成立行业减排联盟。欧洲航运巨头推进航运业脱碳将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持续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碳政治”话语的构建、传播与中国化：自主知识体系视角

“双碳”话语(政策)被纳入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并成为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目标和实践进路,使得“碳政治”成为继“可持续发展”之后国际绿色话语实现国内主流化的又一个实例。30多年来,国际“碳政治”话语(政策)体系的构建与传播,经历了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初步形成、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及其发展议题挑战、《巴黎协定》与“国家自主(碎片)化”落实架构等三个主要阶段,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表现为对这一不断演进发展中话语(政策)系统的、从“低碳”逐渐转向“双碳”目标指向的国内化适应与重构。中国“碳政治”话语(政策)是一个以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自主性立场与认知行动为根本特征的“自主知识体系”,但其进一步拓展完善,也需要深入思考环境人文社科议题上国家(地方)自主性与全人类共同性之间关系、环境人文社科自主知识体系与学者主体性之间关系等基础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