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的多元形态及其文化意义

那达慕是蒙古族独具特色的、承载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民俗喜庆集会。它如同活态的“蒙古文化博物馆”,以其特有的动态模式和多元类型,如官方传统那达慕,民间那达慕、旅游那达慕、国际那达慕、学校那达慕、象征性那达慕等多元形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交融和弘扬、习得和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尤其对民族文化从草原走向世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影像传播与符号权力：“农民工讨薪”的阶层分化研究

从“农民工讨薪”事件的影像传播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农民工”的阶层身份,还是“讨薪”的抗争过程,都不是一种简单的“劳资纠纷”现象,而是“阶层分化”过程。影像符号隐喻的政治权力无处不在,政治叙事也成了“讨薪”中独特的话语模式。其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政治叙事建构了“官民博弈”的舆论场,在这个场域中,影像符号成了阶层博弈工具,手段是技术层面的政治修辞、身份层面的权力生产、受众层面的符号消费。三个层面同位存在、同时发生：修辞路径中的戏剧性影像、新闻漫画、血腥影像,本身就具备了符号消费的潜质,符号消费的过程又伴随着政治权力的生产。     

解读视听语言构建的对话含义

视听传播活动是一种符号化的对话 ,以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表达意义。语言符号能指层面的明确 ,对它所构建的会话含义造成了较大的限定 ,受众对这种会话含义的超越性很小 ,这使受众能够准确无误地解释符号化了的视听传播内容。非语言符号受众对它的会话含义可以有某种程度上的超越。在视听传播活动中 ,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同样重要 ,它们互相补充 ,共同作用 ,才能构建完美的对话含义。     

传播符号学视角下的“场域”理论

"场域"一词可指人类生存的居所,也可指外在于人的、由人的实践所创造的置身性空间。而传播符号学视角下的"场域"一词主要指符号场域,它强调符号意义生成与传播的场域空间。符号场域之场位或在场者的置身性角度(身份等)会作用于符号赋意活动,以影响意义生成与传播过程。而整个场域的空间结构中,在场者的身份不同,意义的生成与传播活动又会随之变化。符号场域的空间性关系、人的置身性位置这些在场的空间性结构方式会通过赋意行为作用于传播效果,它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活动呈现出来。     

民族村寨传统饮酒仪节的现代旅游体验模式研究

此文以扎根理论为研究工具,以旅游博文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民族村寨传统饮酒仪节的旅游过程中旅游者体验的场域、动因、类型、强度等内容,并围绕"寻找和体验民族旅游的返璞归真"这一核心范畴,构建了现代旅游体验模式。研究发现:游客对民族旅游传统文化的现代体验动机在于"返璞归真",通过民族旅游活动中"意外惊喜"的设计,逐渐让游客进入到"忘我状态"的存在性真实,并在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后,升华自我感悟和丰富人生经历;游客对民族旅游传统文化的现代体验具有自适应性,民族旅游的开发应通过强化民族村寨的"文化符号",做出特色,从而在特定场域中营造旅游体验的不可替代性。     

文化维度理论下的游戏出海——以《原神》为例

二次元游戏是游戏厂商纷纷选择进入和布局的领域,但早期的国产二次元游戏存在内容质量不过关、游戏形态模糊等情况,不仅难以走出国门,更难以实现有效运营。《原神》借助唯美画风、有料内容和新鲜玩法,有效实现了对内加强文化自信、对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不仅成功“破圈”,更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文化维度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原神》的游戏内容和跨文化传播表现。研究发现,《原神》在内容的设计上充满开放性、多元性;充分活化游戏的娱乐性,促进游戏的可玩性;形成“目标受众”“针对传播”“强化连接”三步一体化传播战略,打造传播场域;做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对内对外传播两相同构,实现“优秀文化走出去”“有效传播有内容”。     

旅游语境中蒙古族那达慕的传承与发展——以东乌珠穆沁旗为例

那达慕是集合了蒙古族游牧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传统节庆活动。在当代旅游产业化力量的推动下,那达慕作为蒙古族传统的节日盛会,在发挥其民俗功能的同时,也被各级政府充分利用使其成为了为地区带来物质和精神收益的资源综合体。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复杂又多面,将蒙古族那达慕置于旅游语境中,以东乌珠穆沁旗为个案,探讨在旅游语境中那达慕的传承现状、那达慕在旅游开发中的衍变和传承困境与旅游产业化背景下那达慕的发展对策。     

共通意义空间视域下跨文化传播的路径探析——以剪纸文化为例

成功的跨文化传播由浅入深分别表现为受传者对文化信息的“了解”“理解”“同情或同意”“信服”等四个层次。而文化传播过程受众多外在因素影响,要想成功地助推文化“走出去”,就需要畅达传、受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通过与“在地性”符号的创造性融合,借助共通的符号解释项,使接受者准确捕捉传播者意图,在情感加持下助推受传者对文化符号意象的深入理解,在共通触点下实现文化的价值认可等途径,可以实现文化对外有效输出。     

符号表征视域下的区域形象传播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区域形象的建设与传播应当建立在拥有一套完整的符号表征体系基础之上.作为表意系统,符号不仅可以表征为物质符号与精神符号,历史性符号、标志性符号与叙事性符号,还可以体现为视觉场域中的实体与要素符号、在场与缺场符号、触点与共情符号.在构建和传播区域形象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意指的指代功能,深入挖掘区域形象的特征与内涵,建构具有...     

符号哲学视域中偏岩土家族“宋姆兔”育人价值探究

基于卡西尔的符号哲学理论,以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偏岩土家村寨为调查地域个案,对土家族典型敬祖习俗“宋姆兔”文化符号育人价值加以考察探究.进而明确“宋姆兔”具备丰富的敬祖习俗文化符号的场域育人价值内涵、动态发展育人价值内涵及其作为一种习惯法所具备的个体教育规范价值内涵.在当下构建和谐社会及西部大开发破解城乡教育统筹...     

何以圈粉?“转文化传播”的效果研究——以“洋网红”郭杰瑞为例

“转文化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在新全球化语境下的升级。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洋网红不仅将国外的讯息带给中国受众,而且对中国的本土文化进行加工再生产,客观上践行了“跨文化传播”和“转文化传播”两种范式。本文从“洋网红”现象出发,结合“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凯尔曼的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以B站UP主“我是郭杰瑞”为例,从传播的广度、深度、参与度、情感评价四个维度比较“转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研究发现,“跨文化传播”能引起广泛的受众参与,在传播认同度、传播广度、传播参与度上优于“转文化传播”,但在诉诸情绪方面不如“转文化传播”更能引发受众深层的情感共鸣。本研究为“转文化传播”这一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未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应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负面舆情及其应对策略——基于新冠疫情的网络话语重塑

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普通民众和政府面对的舆情场域发生了嬗变,主要表现为数量庞大的信息经无序传播和发酵后演化为信息“瘟疫”,进而形成衍生舆情引发诸多次生灾害。通过对武汉各区的群众抽样调查,分别从信源本身、信源可信度、信源及时度、信息受众参与度四个方面调查舆论场域新变局,通过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官方发布依旧是舆论定调者;社交圈层影响信息接收及时度;信息交互扁平化影响讨论参与度;用户群体信息需求分化及媒体评价正向影响受众参与度。以此为基础,提出政府等权威组织应构建科学的传播机制,树立积极的防疫舆论认知体系,增强公信力,重塑话语权,有效推动政府、媒体、公众常态化应对舆情,增进互信与共识。     

制造业转型中的“凸形再造” ——基于纠缠理论和布尔迪厄实践理论

文章以纠缠理论和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为基础,结合传统制造企业向凸形制造的案例,分析了纠缠价值的实现机理,提出制造型企业进行凸形制造时,互联网的应用构建了企业和供应商、客户的纠缠场域,突破了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的边界,加速了多重资本在场域中的传递,平面价值链变成多维空间的万物互联场域,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流入企业场域,4种资本相互转化,并在整个场域中流动积累,凸显出制造环节的价值提升,不仅有经济价值(如利润),还有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符号价值。这个价值空间的横截面是一条凸形曲线,因此将传统制造业向社会化制造转型的过程称为“凸形再造”。研究表明:制造企业通过重视互联网的场域建设,打破企业边界,充分发挥企业与场域内其他行动者的纠缠效益,能够重塑制造业价值空间,收获更多资本回报。     

试论视觉符号在宗教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以东巴教传播为例

本文以宗教文化传播为议题,从静态视觉符号、动态视觉符号以及动静结合视觉符号三个方面对东巴教文化传播中的视觉符号系统进行分析。认为视觉符号系统在传播历时性实现、切合受众心理、传播一致性以及传播内涵挖掘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论建构旅游社会学的纲领性要素

近二十年来,旅游研究文献数量倍增,英语国家学术界在传播和扩大旅游研究的影响力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旅游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都是英文期刊,如《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载于这些期刊的论文作者大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尽管反映于期刊层面的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较弱,但并不妨碍研究人员、学术概念、研究方法和理论在北美、英国、欧洲其他国家、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等国之间的流通。这种流通是如何实现的？旅游研究是否存在一种如布尔迪厄所称的“子场域”（sous-champ）？假使存在,这种“子场域”属于国际层面抑或仅限于国家层面？这些问题,需先确定一个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框架,以便理解被称为“旅游研究”的这个领域的产生、发展和建构的过程。从旅游学术圈、旅游市场及不同层级（地方的、国家的、国际的）旅游组织的一个融合案例出发,分析全球旅游学界正在发生中的重构。对全球旅游研究的分析基于三个互补的角度:研究的角度、认知角度、受众及知识用途的角度。为串联这三个角度,尝试推出一些概念,运用一些文献统计分析法,以求勾勒旅游研究的理论框架。     

蒙古族“那达慕”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那达慕”的产生、传承、发展等进行系统研究。由研究可知,“那达慕”在汉语中为盛会、喜庆之意,它源于蒙古族原始的游牧生活。从成吉思汗时期的“依合忽力勒台”到元代的“诈马宴”、清朝时的“乃日”,再到今天的“那达慕”,本质上都是以射箭、赛马、摔跤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的集会。第一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在内蒙古的举行,标志着“那达慕”大会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但随着国际化、商业化发展趋势的推进,“那达慕”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开始渐渐流失。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路径

乡村形象是国家形象的子系统。乡村是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场域,但以往国际传播多从城市视角出发而聚焦乡村空间的国际传播研究尚付阙如。全球乡村建设实践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将聚光灯由城市转向乡村。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现实空间感知、表征空间构想和传播空间实践的乡村国际传播分析架构。首先,乡村空间承载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主体实践,从“自然景观生成”“人文景观传承”“主体生活实践”三个维度感知乡村空间现实。其次,从文化、伦理、景观、产业四个方面表征乡村空间,建构国际受众对于中国乡村“底蕴深厚、乡风文明、景观民居、民富村兴”的认知图式。最后,从寻求乡村建设共识、建构乡村话语体系、贴近国外受众需求、唤起受众情感体验、主体视角下的微观叙事、赋能乡村短视频传播等方面提出中国乡村形象的国际传播策略。     

对外传播视角下流行文化的叙事路径

在媒介融合时代,流行文化传播进入了大众广泛参与的交互式模式,其影响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主体的传播能力和手段。传播主体需充分考虑内容与受众情感维度的融合,在内容和风格上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实、当代价值观等产生连接,从而助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实现本土价值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软着陆”,这是构建国家对外文化形象的创新之举。本文对通过流行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姿态的森林:“偶像”框架下云南媒介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云南媒介形象的建构应在保持传统文化本真性的同时,以现代化的网络技术、智慧化的平台创造精神符号、传播文化精神、设计消费生活,保持地方的可见性。由此所带动的旅游,不再是一种空间挪移,更是时间的增殖,不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社会现象。通过“现象世界”符号化的表征、创新性的传播话语,以及PUGC整合传播呈现的地方,以避世、异域、慢活的地方感,驱动人们在实际的物理空间中产生空间的实践和符号的采集。通过媒介有机整合建构的移动时空环境和动态连结所呈现出的虚拟和真实相融合、公域与私域边界消融、在场与在线同在的“姿态的森林”,使地方感得以形塑和再造。     

符号的正义——司法场域的象征、想象与认同

在一个由欲望心灵组成的社会里,符号主宰着我们所见所思,构成了每一个人都无从逃遁的系统的“魔阵”。符号的一个基本特质是通过其表意功能塑造关系想象,标识交往场域。在纷繁复杂的经验世界,一个社会功能场域的良性运作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以符号为媒介的意义想象,以及以此为前提而生成的符号秩序。就人民司法传统而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场域共治的象征策略,将场域的支配逻辑整合进“人民即正义”的符号秩序之中。而在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想象正义的想象力结构也呈现多元分化的异质性特质,这就要求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够在“供给/需求”选择分化的互动博弈中,以多元分化的符号策略实现想象力的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