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互构论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探析

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一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建设生态文明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主体间的不和谐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阻碍了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重塑社会各主体间的和谐共变关系,建立和改善个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互构共变关系,形成良性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使社会各主体积极能动地互构,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互惠共生:政府与农民互构式治理机制

政府与农民的互构式治理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长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双轨道有效耦合。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认知范式,以“互惠共生”关系为视角,以红岩村“村民议事会”作为案例,政府和农民的互构式治理过程呈现“强政府-强农民”的良性互构模式,以此化解乡村治理困境、创新基层民主治理,通过互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互构域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以达到互构式治理机制运行最佳效能。未来互构式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需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赋权增能、强化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互动、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     

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与人的互构与互驯——基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观的考察

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形塑社会结构的同时,也重塑了"人-技"关系这一技术哲学基本命题。人与技术不再是简单的、线性的对抗,而是融合了"互构"与"互驯",并在二者基础上不断衍生的复杂博弈。本文借助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以"互构"与"互驯"为切入点,以期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及其发展,反思当下"人-技"关系新走向。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研究——以“惠州模式”为例

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基本理论,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即是城市和农村两主体互构共变的机制,包括城乡互构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和互构域四个要素。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探索日益丰富,"城乡整体互构共生"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逐渐显现出其优越性和合理性。该模式主张城市和农村是互构共生的,互动地位将趋于平等合作,双方相互关系的维持依赖于利益需要的满足,互构结果将是互惠双赢。惠州的实践证明,各地在深入把握城乡互构机制的基础上,建构既有自己特点又遵从普适规律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论语言性别差异与社会文化的互构

社会文化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语言性别差异,同时语言性别差异诱导和暗示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语言性别差异和社会文化处于互构的关系中.在语言性别差异和社会文化的互构关系中,后者的作用具有决定和主导的作用,不能夸大前者对后者的建构影响.     

“新乡土中国”社会团结的秩序基础——兼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建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呈现出“新乡土中国”的发展样貌。基于对中国西部地区高柏镇乡村社会70年发展变革现实社会形态的呈现,借助对制度变迁理论中关于社会秩序议题的认知,把变革之中乡村社会秩序的构筑与形塑放在一个具有一定社会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特定乡间聚落社会空间中,以考察村民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乡村组织）,群体（乡村组织）与群体（乡村组织）之间,基于特定社会处境或利益诉求,展开不同互动形态和关系连接,去理解和分析当乡村社会传统的村落团结维系“遭遇”外来的行政性力量“嵌入”时,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形态如何适应并整合新的外来力量,进而内外两种力量相互之间进行着怎样的一系列互构和博弈,并最终形塑了乡村的社会团结和秩序维系及其变迁。研究得出:当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之力量(国家政权的制度法规建设与政策施政倡导、乡镇政权的行政命令与施政干预、驻村乡镇干部的村治行为等),进入到乡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并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恒定准则和样态(家庭及其家族、人际关系与人情往来、村落规范与村庄权威、村民小组与村级组织等),在村庄这一现实场景中遭遇,并转而进行着一系列的互构和博弈时,乡村社会里既存的两种场域形态——村头公共舆论场（非正式组织化的）和村庄红白喜事场（正式组织化的）,构成了乡村社会中外来的行政嵌入型秩序与村庄内生型秩序之力量互动整合的主要场域,也成为调试外嵌性秩序与内生型传统这两股不同的地方性社会秩序维系的主要力量源,并最终构筑起了乡村社会日常的秩序维系与团结基础。     

论“社会-个体互构”的政治和谐观——基于扬弃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视角

政治和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目标,也是我们在利益结构迅速分化和重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呈现拉大趋势的今天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以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既是对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经典总结,也促使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关系进行审慎反思.扬弃两种自由观,构建“社会—个体互构”的政治和谐观、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论新闻传播对社会认同感的建构

新闻传播在全球化语境下对个人与社会认同感的建构具有独特和重要的作用。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过程的时空建构,社会认同感作为一种感应与评判事实与观点的社会心理建构,两者在社会建构的整体过程中互构。新闻传播中传者本位与受众中心的脱节错位,亟待重构两者间相互尊重与理解的认同感。新闻传播中框架刻板与多元话语的冲突失衡,亟需重构社会成员对时代语境的理性认知。     

生态乡村建设：“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双向互构的逻辑——基于南京市竹镇的个案分析

生态乡村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连接点,如何实现乡村绿色发展是当下及未来生态乡村建设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双向互构作为分析框架,对南京市竹镇生态崛起的个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两化”的双向互构是乡村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共生的有效路径。“生态产业化”是推动乡村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过程,主要包括生态资源培育、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产品与服务市场化四个关键环节;“产业生态化”则是将环境减排和资源减量等生态思维应用到产业发展中的过程,主要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间资源共享、绿色技术运用等多元途径实现。“两化”价值互享、功能互通,实现“两化”互构不仅需要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离不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种机制的支持。本文对“两化”互构的逻辑关系、行动策略和实现机制的提炼突破了既有的理论阐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态乡村建设研究中理论分析的不足。未来研究中,不同类型乡村的生态发展路径和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     

试论网络社会下人的虚拟生存与全面发展

网络信息社会以数字化信息为资源,以技术化程序为逻辑,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在网络社会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要从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本质关系出发,全面了解网络社会人的交往、实践与精神生活实况,深入考究虚拟空间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更好地架构两个社会、两个世界之间的生存逻辑,以呈现人的更为科学全面的生存状态。面对虚拟生存引发的人格裂变、技术张力形成的科技漩涡以及人文失落滋生的文化嬗变,如何正确认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如何有效转换人的双重生存空间的虚实境遇,直接决定着网络社会下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走向和客观命运。网络社会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要从虚实互构、同生和共荣三个方面入手,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集成的统一,追求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对接,探究完整存在与全面发展的维度,从而更好地解答人自身解放与发展的时代命题。     

农村家风建设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研究

乡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家庭培育的良好家风参与,对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发展之间协同关系的动态把握 是推动乡村基层治理转型的关键要素。 以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从互进和制约两个方面详细分析农村 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的协同发展关系,在协同视角下从延续优势、发展经济、培育良好家风和落实配套政策这四个角度 为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以助推乡村社会治理迈向新台阶。     

党建引领为基础的互构式农业组织化研究——张掖市柳新区党组织助力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案例分析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命题。运用社会互构论对张掖市柳新区党组织助力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案例进行了分析,通过以党建引领为基础的农业组织化实践,柳新区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互构式“惠农共同体”,不仅打通了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的渠道,也促进了党建链与产业链的有机整合;从互构主体及其互构关系、互构过程及方式、互构域、互构效果等几个方面对案例进行了解析,探讨了柳新区各级党组织与小农户形成的“互构、共在、共生”状态,以期为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可能路径提供启发和思考。     

地方性知识:工程成功“嵌入”社会何以可能

工程社会中的地方性知识是影响工程与社会之间互构关系的社会规范,包括文本与话语、常识、社会结构三种类型。作为典型的小传统范畴,是否遵从地方性知识决定了工程能否成功"嵌入"社会。在工程社会性分析中,参与观察有助于识别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的工程社会性主要表现为互适性、差异性、脆弱性。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工程案例,对地方性知识视角在工程社会性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认为只有尊重、保护及合理利用地方性知识才能确保工程成功"嵌入"社会。     

从“政社合作”到“互嵌式共治”: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无锡实践及其反思

对国家—社会间此消彼长关系的理论预设与国家—社会间互嵌共生的经验事实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内在的冲突。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政社合作"相比,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也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动?亦或形成了新的关系形态?基于无锡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考察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家—社会的关系特征。地方实践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并未像西方理论表述的那样截然分离并形构此消彼长的力学关系,而是在互动中复杂勾连。二者相互形塑、相互嵌入、相互赋予发展动力,由此迈向了一种与"政社合作"不同的社区治理形态——"互嵌式共治"。     

试析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三者关系的历史演进

通过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路径的考察,分析了科学和技术各自不同的历史形态,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分别经历了技术主要影响社会的阶段、技术与社会互动的阶段、科学技术与社会双向互动的阶段以及三者关系进一步深化的阶段;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逐渐演进的历史过程;并提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将人和自然这两个因素纳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当中来进行思考和综合分析,才能深入理解三者间的关系及其本质。     

女性·家庭·社会─—关于家庭伦理的新透视

本文从女性与家庭、家庭与社会、社会与女性三个层面的透视中，提出家庭伦理观的中心点是夫妻观，其核心是夫妻平等，具体有“六互”，即人格上互尊、情感上互爱、事业上互促、利益上互尊、责任上互担、生活上互帮。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如果能信守“六互”，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伦理关系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嵌入社会性的社会质量理论:创生背景、理论溯源与内容体系

嵌入“社会性”的社会质量理论为诠释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其建立在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互构共生的均衡基础之上,架构了经济社会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及社会赋权四维结构要素框架,凸显了社会本体对“社会性”的价值诉求,弱化了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以期提升社会的整体性福祉。同时,在借鉴社会质量理论来指导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本土化实践之时,需要思考其理论的适用性。     

解读犯罪观

犯罪观是犯罪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犯罪观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犯罪学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而且有助于科学地指引和规范犯罪治理的实践活动。完整的犯罪观大致包括犯罪本质观、犯罪关系观和犯罪治理观三方面内容。犯罪本质观强调以社会越轨行为作为犯罪的表现形式,以社会文化规范作为评价犯罪的标准;犯罪关系观要求通过把握犯罪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挖掘影响犯罪的基本规律;犯罪治理观主张政府等主体往往是在＂运动式治罪＂与日常性治理模式之间的摇摆和综合操控中,逐渐熟练掌握了犯罪治理的技术和策略。     

传统技术与地域社会的相互建构:对自贡井盐社区的技术社会学研究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技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但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技术与社会互动论都存在技术与社会的二元论解读,难以避免技术与社会的二元论困境。通过对自贡井盐社区的研究得出,井盐技术与自贡井盐社区存在相互影响、共同演进的互构共生关系,且这种关系蕴涵于整体的地方性井盐实践之中。这是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实践逻辑,无疑为消解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启发性思路。     

长三角地区各民族交融与互嵌式社会结构研究——基于江苏六市的调查

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有利于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民族互嵌是民族交融的必要途径,民族交融是民族互嵌的自然结果。目前在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构建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政治嵌入领域里高度的国家认同与城市民族工作治理问题并存;经济互嵌层面,经济生活参与存在城市民族关系主体间差异;社会互嵌方面,制度藩篱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受限;心理互嵌中,族际交往内卷化与民族心理隔阂削减互嵌深度。以上几点在进一步推进完善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实践中需要加以反思。